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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哈耶克骑着毛驴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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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哈耶克骑着毛驴到中国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为哈耶克设计的中国之行路线是,从帕米尔高原入境横穿新疆,再沿河西走廊继续东行。是否需要到北京后再南下,视哈耶克本人的意愿,进入中国的年代我希望他最好是在1930-1935年。
  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慢慢一路走,然后写下他的观感,当然有其非常的积极意义:因为“感同身受”这话绝对是靠不住的,属于日常生活习惯而熟悉的东西,它们会成为忽略的对象,只有陌生的东西,人们才会充满好奇地细致描述对它的感觉。因此,探究历史的细节,往往局外人的描述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参照和补充。
  至于为什么是哈耶克,这个问题留到后面说。
  路线问题,是因为我手头有两个人的游记,大致都是这一路线,作为一种参照,自然哈耶克当走同一路线。
  先说第一个,大英帝国下级军官C·D·布鲁斯,时在1905年9月。布鲁斯赶上了西方人满世界冒险游荡然后成为英雄的时代的尾巴,如果迟到今天,最多只是个小资。布鲁斯时代的西方人似乎乐于看到西方文明世界所无的愚昧落后,以显示其种族和肤色的优越感,像布鲁斯这种智力平平且缺乏任何专业背景的殖民者,几乎每一页都会以“一个欧洲白人”、“一个英国人”开头,对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令今天的中国人看了十分不爽,但没这家伙的游记我绝对不会写今天这篇文章,因为他告诉了一个我所陌生的中国。
  这位聒噪饶舌的白人,在进入中国本土——嘉峪关以东后与汉语穆斯林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现自己——一个欧洲白人在与亚洲土著做生意时智力上的不足,他发现中国人的货币复杂程度只有金融家才对付得过来:铜钱有大钱小钱之分,而每个地方的铜钱都不一样,一地的铜钱往往不能在另一地方流通;至于白银,不是布鲁斯熟悉的铸币,是按“两”为单位计算的,白银与铜钱的比值各地不一。这倒罢了,最糟糕的是白银成色并不一样,而且,布鲁斯发现,同一块碎银子在每个回民们手中的秤上读出的数字都不一样。布鲁斯并不打算把他的游记变成对中国货币体系混乱的亲历记,他本来准备就此闭嘴,但继续前进了几百英里打算兑换手头那块元宝时,被告之那只是镀银铅块。
  ——这些经历细节似乎映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中转述中国人严重缺乏商业诚实的文字。但我不喜欢“国民劣根性”这种偷懒的结论,因为把种种不同历史环境中长期作用而积淀下来的习惯简单归结为文化原因,其实只得到了一个无意义的结论。
  布鲁斯的“感同身受”,显然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它通常更愿意说中国人在金融上弄出的许多世界最早的记录。当时中国人的笔记似乎也懒得记载这类事,这种复杂的货币系统我们早已熟悉,不会象布鲁斯先生那样觉着不便而大呼小叫。
  还是饶了布鲁斯这位骄傲而又智力平平的家伙吧。80多年之后,又有一位美国人沿着几乎同样的路线穿越中国,我们还是看看他眼中的中国。
  这位美国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的合作伙伴以及他们创办的“量子基金”则无人不知。——在与索罗斯分家后,吉姆·罗杰斯到美国一所大学当了经济学教授。带着女朋友骑着BMW摩托车重走当年布鲁斯路线,只是他环球旅行中的一段。在《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记》中,读者们会看到,这位经济学家最喜欢琢磨的就是货币兑换,最喜欢观察研究的就是外汇黑市,而且,除了与三种人外,几乎所有的交易中他都能挣钱,三种人是:强盗、政府、游击队。
  经济的风向标是金融,而金融最敏感的指尖触摸的是外汇黑市,罗杰斯深谙其中滋味。
  罗杰斯描述在中国第一次黑市交易之地,去布鲁斯第一次被宰处不远,交易对手是维吾尔人——这个民族素以善于金融著称。如果还有印象,应该不会忘记,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整个南方的外汇黑市是由来自新疆农村的维吾尔人控制的,如果要追溯维吾尔人的金融和商业天才,至少在宋人出使辽帝国的笔记中就可找到,当时大辽的金融和大宗商业几乎全为回纥人控制,到了元朝,甚至连政府的财政都离不开维吾尔大商人。尽管维吾尔倒爷机灵无比,但罗杰斯还是从交易中挣了一笔,他拿美圆在人民币、日圆之间倒来倒去,显然,普通维吾尔人对日圆的敏感和判断远不及这位时刻打听世界外汇市场的家伙。
  80多年当然足够发生许多根本变化。在罗杰斯的书中,除了在看枪决布告时,一个余杰式的人英勇地悄悄拉住他告以死囚器官移植的内幕外,有关中国的部分几乎就没有出现“一个白人”、“一个美国人”之类字样,这和布鲁斯的骄傲差得不可以道理计。布鲁斯总是在忆苦思甜式地抱怨西方之外的世界。而罗杰斯这位贸易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满世界跑时,却一直不忘对美国贸易壁垒政策的攻击,在他的书中,居然对美国的攻击占了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
  如果时空倒转,能让这位重走布鲁斯当年路的美国人,出现在1905年布鲁斯的“探险队”里,他该发如何评论、该如何行事?这是最吸引我想象的。——罗杰斯的游记最出彩最值得一读的,正是他大段大段的议论——他自称途中每个国家的历史他都会事先认真阅读。可惜,在骑着BMW摩托车一路飞奔的罗杰斯眼里,世界上最荒唐的经济体是非洲、是苏联、东欧以及南美,中国还轮不到他来批评。
  罗杰斯从中国黑市得出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相对属比较健康的——他总能从黑市对一国的货币管制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出大致的判断。罗杰斯对中国经济极为乐观的评价和他对普通中国人勤劳的极端赞美,会让很多中国读者都觉得不可接受,“中国的蜜蜂比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也要勤劳两倍”。
  所以,还是请哈耶克再骑着毛驴来中国一次吧。罗杰斯不只是名气太小,即便是索罗斯来,他也会和罗杰斯一样,不是到黑市就是到股市场去搞钱,对中国互联网上众多民间业余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哈耶克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是可以“急学先用”、不分场合地用在任何地方的。哈耶克被无条件绑架,这使得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任何社会现象时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哈耶克能出现在布鲁斯的队伍里,当然最理想不过,那个时代,在许多哈耶克信徒眼中,中国的金融是最“市场化”、最无政府干涉的,除了少数几个时候的特例,政府不铸造成色不足的铜钱以牟利。当然,这种混乱恐怕也非今人所能想象。
  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随意摸出一把来,文明古国的历史感就出来了——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帝年号都可能出现内。不特如此,除了各地铸造的大小不一、成色不一的官铸铜钱外,还有大量私人铸造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定期地要出现一番是鼓励私铸货币还是禁止私铸货币的大辩论),偶尔出现“太平天国”和李自成之类政权的“通宝”也不必奇怪。当然,不能不说的是,还有铁钱。
  至于银圆,其复杂程度丝毫不逊于铜钱。大清乃天朝上国,全世界铸造的银圆市场上自由流通,各地人根据对银圆图案的不同理解冠以完全不同的名字。许多银圆看不出图案来,因为上面被打满了成色鉴定的戳记,但这种面目不清、被称为“烂板”的银圆并不影响流通。不过,一直没意识到把白银从称量货币改为铸造货币的中国,白银的流通主要是银锭和碎银。如果,我们仅凭小说家文字中多少多少两银子就可松一口气,认为银子好歹还是不那么复杂的。这又错了。一直没有贵金属铸币的结果是,流通的银子成色颇有讲究,纹银、纯银、足银是纯度不同的大致分类名称,其下还有成色之别,如八成纹银、七成纹银。所以,同样一百“两”,银子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这还不算完,更严重的问题是,连一“两”该多是重,大家意见也不统一。根据铸造产地和机构的不同,“两”可分为官方标准和市场标准(官平和市平),而官平还分漕平和库平两大类。至于市平,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按梁启超后来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多种。——黄仁宇说中国人“缺少数目字的管理”,而吴思认为黄仁宇的“缺少数目字的管理”观念远不如他的总结深刻。他们一个系统研究过明代财政,一个研究官场生态学,当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不过,中国的货币数字是完全不能简单相加的,这点,吴思该没有黄仁宇的体悟。
  ——我们一点不难想象,长期币制混乱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发育出精致的复式记帐法,亦无可能发育出需要精细管理经营的近代工商业。最后,当然也不大可能出现哈耶克这样的人物,虽然伟大的司马迁与哈耶克在大致观念上有着巨大共识。
  如果哈耶克是这个时候抵达中国,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他后来总结的那个著名结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使得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垄断权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货币来,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相反,如果让自由竞争的各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则由于它们会关心自己所发行货币的币值稳定,因而可以避免过量的货币发行。因此,货币应当让自由竞争的私人银行来发行。
  因为,一个到了战乱非洲实地考察过的医生,不会回到欧洲后对欧洲人说,从食物中摄入的营养越多越好,如果食物中含有大量动物脂肪则更佳。但是,他也更不会对那些快饿死的非洲人说,你们应当节食,不要吃动物的肉。同样的道理,1905年在中国穿行的哈耶克,绝不会说,我看到的是世界上金融制度最伟大最完美的国家——当时中国政府利用金融牟利的手段只能是制造白银与铜钱兑换价背离市场价,而不是大量印刷纸币。
  也许,哈耶克会对中国混乱币制的历史成因发生好奇,他甚至会发现,随着中国主要依赖的铜矿越来越靠南,铜钱运出成本越加高昂,会造成南北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如果哈耶克更早5年进入中国,他抵达北京时,清廷正在讨论货制问题,若哈耶克接受皇帝咨询,我相信他会提出国家采用金本位或银本位统一币制,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替代铜圆和碎银。——中国当时不是金融市场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而是没有起码的现代系统。
  此哈耶克与彼哈耶克绝无矛盾,就如劝欧洲人减少热量摄入的同一个医生,会告之世界,这里的人严重营养不良,他们需要食物。
  前面不是安排哈耶克1930-1935年骑着毛驴进入新疆吗?那好吧。30年后,曾引起布鲁斯好奇的“东土耳其斯坦”特有的金币已经消失,把布鲁斯搞得晕头转向的复杂金属货币依然存在,而且货币体系事实上更复杂了,因为标以金属货币单位的纸制货币也开始并行流通,一部分为官方所发行,一部分为当地商号发行,此外,还有少数内地四大行发行的货币,而且他会注意到,当地商号发行的代表金属货币的票据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进制,——当地势力最大的山西商人与湖南商人把他们在家乡的习惯带到了新疆。不能不提的是,此时中国的硬通货也由金银一种变成了三种,外加鸦片和美圆。
  但哈耶克该能敏锐地发现积极信号:仅仅三十年,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开始被市场接受,虽然这些货币可能各自分别采用十进制、十二进制、十六进制,但如果这些纸币最终消灭金属货币,并且各自做到辅币的统一,与相比以往,复杂程度已是呈几何级地被简化。
  如果,此时统治新疆且被通货膨胀搞得晕头转向的金树仁突然天良未泯,他该在为哈耶克亲自签证时,咨询哈耶克。我想,也许哈耶克会给出个较30年前稍微打折的方案:允许当地商会发行货币,但是,货币的面额和进制应该实现统一。
  安排哈耶克1930-1935年骑着毛驴中国,该是个伟大浪漫小说的题材,当然,也有可能是个悲剧,如果他打算到陕北看看红色根据地的话。在我这里,哈耶克被安排的任务,只是要他在提出看似迥然相别的总结和建议时,顺带把外在环境、条件的根本不同说一道。因为有时那些抽象的结论被不附带上外在前提和条件被说出来,在许多人看来,它就是可以用在任何地方的。
  当然,哈耶克还是有可能懒得废话:没办法,经济学是有原罪的,它虽与我们每个人相关,但对很多人来说,它又实在太过深奥,因此最好压根就不该要他们知道,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好比土大仙原来是被王母娘娘附体,在看过科普手册后,又改为外星人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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