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元年——黄章晋·魔鬼教官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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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核试后的中朝边境

　　　　　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

逃出朝鲜之二

　　　　“逃北”路线图

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朝鲜边境地区集中营分布图

逃出朝鲜

 

　　　　　　离开朝鲜的日子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已死去。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注：文中朝鲜人均为化名）

　　整整６年前的一篇老文，怀念我初到北京的日子。

　　　　　《欢迎来抢钱》

　　有篇美国人写的小说，用的这个名字，说的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银行职员整天想着强盗来抢钱。是的，他反正没什么指望了，而这类抢钱的案子多半也破不了，干脆乘机捞一把多好。当然，这和我们国家有个不同的前提：银行要求职员按照抢匪的要求照做。而不是和抢匪搏斗。

　　老实交代吧，在刚进银行工作的头两年，我是盼望着歹徒来抢钱的。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既不善于表达，数钱速度也不够快，要想出人头地，就得遇上抢钱的。这也有个前提，在１９９６年以前，我们看到和听说的轰轰烈烈的抢劫银行浪潮中，歹徒们用的多半是刀斧之类。也就是说，那是个冷兵器的英雄时代。还在中学里听“金融卫士”“二兰”的英雄事迹的时候，我就在畅想：有椅子有梭镖的，是我，未必不会活捉他一个歹徒，头上缠纱布、手上扎绷带，怀里捧鲜花，这是我们一贯塑造的英雄形象啊！

　　等我真的枯燥地坐进银行的柜台的时候，看着身边的狼牙棒、电棒、石灰鸡蛋，真是盼望他来上三两个不知死活的歹徒。想象一下吧，刀斧总不及这狼牙棒顺手，且，椅子其实是比刀斧更好的近战武器。那阵子，我有空闲不是练习数钞票和算盘，而是玩哑铃。这是捷径啊！

　　我才到上班的地方报道的第一个小时，领导就让我天天晚上值班，很有股天降大任的感觉。

　　你没办法不这么盼望歹徒的到来。因为附近发生过的几起抢劫银行事件，歹徒们有时竟然连弱女子都对付不下。最笨的一位，在运钞车到达之前，持刀就上来了，结果和那位女孩子打了个平手！

　　报告会上，那位女孩子只是手掌上缠着纱布，彩旗飘飘，锣鼓宣天，我心里那个不服气和嫉妒啊！歹徒总不能让我赶上。

　　于是，我成了数钞票的一级能手。

　　等抢劫银行的冷兵器时代结束，我早不盼着有谁来抢钱了。关于抢钱，只是经常让同事们背诵各自在防抢预案中的任务，这倒不是为了准备歹徒，而实在是为了应付检查。拿着枪比画着你，狼牙棒顶个什么用？我是觉得非暴力不合作最好，保命要紧。当然，也就在这里说说。

　　前面那位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遇上了歹徒，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满心的感激，镇静地扔出大把的钞票，当然，也按照自己的防抢预案为自己揣了几把钞票。问题是，他一辈子的银行生涯已经注定是无法遇见抢钱的歹徒了，——那是他们银行的上司扮演的歹徒！

　　不过，我好歹还是亲自制止了一次跑到我这里抢钱的事件，活捉了她。

　　是的，是“她”。

　　那是前两年，我们银行正热卖六合彩的时候。我们柜台外，又开一间小屋子，窗口朝外，卖彩票。有天上午，卖彩票的小姑娘委屈地告诉我，她工作失误，给一个人兑了奖，却忘了把中奖的彩票收回，希望我做说明，并告诉下一班注意那人。

　　果然，下午，一位精悍的中年妇女拿着那张彩票又跑来兑奖。因为彩票在握，所以她也感觉真理在握，在发售窗口嚷嚷了一阵没讨到钱，竟然跑到里面，一把拉开小屋的门，到钱箱里直接去抢，和那小伙子扭打起来。正在柜台最里边屋子里的我突然听到鼎沸的人声，出来一看，柜台外挤满了跑来看热闹大喊大叫的闲人，等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一股热血从脚涌上头。

　　我冲了出去，是的，怀着对这种贪图便宜的无耻市侩的愤怒，怀着她居然敢跑进来抢钱的震惊，怀着好几年等候歹徒不来的失落，怀着对无数闲杂人员起哄的愤懑，我狠狠地揪住了她。等这个活泼的妇女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时，她已经被我拎到了大街，她瘫坐地上。

　　我这才忿忿做声：你这混帐东西！我等了你很久了！他妈的，你抢钱啊！老子杀你的头！

　　这个据说是一贯刁蛮的家伙，第二天向满面宽厚和气的我送了一张检讨书来。

　　然而，后来的某一天，在我离开柜台的某一天，我们几乎所有的网点都遭到了蒙面持枪歹徒的光顾。当时，大家正在学习怎么对付歹徒，怎么表态为保卫国家财产不惜牺牲生命，反复讨论生为某行人，死做某行鬼呢。

　　歹徒就来了。

　　据后来大家的回忆，有不少人当场就吓得瘫倒在地，勇敢而且身手敏捷的就钻进了桌子底下，更机灵的，一下就闪进了厕所——虽然预案中没有这么规定，但看得出来，他们训练有素。没有人能够得着武器，甚至连躲在桌子底下的人都没来得及按响报警器。但有一位我以前表现很好的女同事，在进了桌子底下一分钟后，发现没了动静，从桌子下面伸出手来去拿电话。但这个唯一的闪光点的情节打了个折扣，因为紧张，电话被碰掉了。那些没跑掉的，几乎全部按照歹徒的吩咐，往外扔钱。

　　这也许与都是女孩子有关，凑巧的是，当天只有一位男同事在场，而他该是最镇静的。他没有逃跑，因为桌子被反应快的同事给占了，而厕所虽然能容更多的人，但是被进去的同事给反锁了。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站起来，和歹徒交谈，他说：

　　“我是会计，不管钱，钱在出纳那里，她、她、她在桌子下面……”

　　这次演习后，全行迅速换上了防弹玻璃。

　　明年４月起，我们将告别纸制分币。报道此消息的《南方周末》在结尾已开始怀旧了，因为那“８分钱”一直是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于１９５５年，第二套人民币的其他面额钞票退出流通早已好几十年，“８分钱”是几代人的记忆。
　　纸分币的确早该退出现役了，早几年前，它就被人钱不当钱看，被折成菠萝、帆船之类的各种工艺品，搞得银行和商店经常缺少找零分币，停止流通，会使这种被拿来当工艺品原料的小画纸从此有了收藏价值。
　　不过，我关心和好奇的是，人民银行宣布纸分币明年４月１日起正式停止流通，但没有说什么时候停止兑换，我怀疑人民银行是否想到过这种纸币的兑换期限问题，也许停止流通之日就是停止兑换之日。虽然，有人拿了一小叠分币跑到银行要求兑换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但万一呢？
　　我关心停止流通的人民币的兑换期限问题，始于第三套人民币被宣布在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停止流通、７月１日停止兑换。此前那套大团结、炼钢工人钞票银行只收不付，市面上的确不多见，但也绝不能说很少见。当时从宣布到兑换截止日之短，显然很难让老百姓都能有时间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到银行兑换掉。所以，人民银行后来又临时下了个文件，称“为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第三套人民币延期兑换，至１２月３１日止。我看到过那份文件，上面最后奇怪地注明：“上述延期规定只限于银行、信用社营业网点张贴通知，不对外宣传。”
　　写到这里时，我甚至在想，我现在抽屉里就有几张一分的纸币，如果我装作不知道消息等到它已停止兑换后，故意到银行要求兑换会时怎样。为什么不呢？拒绝兑换即意味着你手上的钞票作废了，但纸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是国家的信用，你说作废就作废？
　　如果是在美国，我这种找茬的想法想都别想，因为美国停止流通的货币是无限期兑换的，其中包括１９３１年金本位制崩溃、美元贬值前的版本。——１９２２年以前的美元与今天的美元外观差别不小，老美元尺寸为１７.８Ｘ７.３ＣＭ，现为１５.１Ｘ６.６ＣＭ，而且当年还有５００美元以上面额的钞票。
　　我知道会有人说，拿最发达富裕的美国做比较，那叫不顾中国国情。不过，无限期兑付停止流通货币的国家，据我所知，至少还有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国，就连经济不发达的泰国也实行无限制收兑政策。
　　德国是有条件的无限期兑换国，这个国家本世纪以来经历过多次重大币值变动。除二战严重通货膨胀期间滥发的货币不兑换外，此后的货币可无限期兑换，该国无限期兑换的钞票可上溯到１９４８年发行的西德马克，分两个版本，一为法国钞票公司的“法式版”，一为美国钞票公司的“美国版”。
　　当然，无限期兑换的实际意义不大，停止流通的钞票要是能被捂在手里超过三十年，那一定是被收藏了。所以，瑞士、荷兰等国没搞无限期兑换的花架子，一般停止流通的货币，给出至少三十年的收兑期。
　　因过了兑换期而砸在老百姓手里的人民币，人民银行对有无数据统计或在帐目上有所体现，这也是我好奇的事情。
　　最早对此给出专门称呼的，也是在中国，那是在将近一千年前。——不会有人对世界最早出现的纸币交子感到陌生吧。当年，交子、关子、会子、钱引这类准纸币由政府分界发行回收，开始是两年一界，发行新一界时，收兑上界，新一界停止流通则上一界停兑，过期未兑者，是为政府财政溢余，谓之“水火不到钱”。
　　也许，水火不到的人民币，相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小到实在可以忽略不计，但米卢大叔说的话挺有道理：态度决定一切。

　　政策报告书编号：韩国世宗研究所　政策报告书2004年第5号（总第52号）
　　政策报告书的主笔：郑成璋（世宗研究所　南北关系研究室　研究委员）
　　政策报告书的制作日期：2004年8月20日
 

　（译自韩国世宗研究所网站：http://www.sejong.org）
　　译者不详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在金日成主席60周岁的1972年朝鲜开始正式讨论接班人问题，在金日成主席62周岁的1974年，朝鲜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从这样的历史经验看，朝鲜应该在金正日总书记60周岁的2002年开始讨论新的接班人问题，并于2004年正式确立新的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确定接班人的方式未必同其父亲金日成完全一致，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据叛逃韩国的朝鲜劳动党前书记处书记黄长烨透露，金正日为确立其与现任夫人高英姬的儿子金正哲为接班人，作为一种先期准备措施，于2002年夏天开始以军队为中心有组织地开始了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是活动。
　　而且，正如当年在接班人问题上同金正日形成竞争关系的金英柱（金日成的弟弟），于1973年交出其在劳动党内的仅次于金日成的第2号实权职务（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并从政坛引退一样，金日成去逝后劳动党内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部长为金正日兼任）也从2003年7月起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整个情形很像30年前历史的重演。
　　尽管搞清事实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有报道称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已于2004年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同时，也有报道称，高英姬已开始了对张承泽势力的清剿。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内部有关选定接班人的斗争已经全面展开。
　　但是，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我们在探讨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面临着资料不足，信息不畅等方面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朝鲜已出现了选定接班人的一系列迹象，通过对这些迹象的分析，我们认为朝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对外宣布金正日的接班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及早研究朝鲜确定新的接班体制对南北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例如，金日成死后，朝鲜在巩固金正日体制的过程中，曾引起不愿接受金正日领导方式的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叛逃韩国，而在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的一部分高层精英也可能进行反抗、发泄不满或为避免被清洗而亡命韩国。
　　尽管朝鲜高层叛逃韩国可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但也可能给南北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朝鲜的内部问题。
　　在研究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时，如果不搞清朝鲜的统治理念，就会以“南韩中心论”的视角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因此，在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首先必须搞清朝鲜“领袖论”和“接班人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报告还将在对朝鲜内部有关接班人问题的各种迹象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谁是金正日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朝鲜将在何时正式确定接班人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同时，对韩国政府应采取的立场及对策提出政策建议。

　　　　　　二、朝鲜对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一）“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
　　在朝鲜，“领袖论”和领袖的“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朝鲜认为：“主体的领袖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明了关于继承领袖伟业的接班人理论；接班人理论是对领袖观点的最全面、最正确的解读”。也就是说，“接班人论”是“领袖论”的核心部分。
　　金正日指出：“坚守和完成领袖的伟业是事关革命命运的重大问题”。朝鲜的理论家们认为，“继承领袖伟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等特点。
　　在朝鲜，领袖和“领袖的接班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位阶关系，但同时，两者又都享有神圣的地位。金正日认为：“同在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领袖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样，在将劳动阶级的革命伟业进行到底的过程中，领袖的接班人也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朝鲜的文献中将接班人称作是“人民大众的首脑、统一团结的中心、党和革命的最高指导者”，并赋予其仅次于领袖的崇高地位。因此，尽管要求接班人要对领袖保持无限的忠诚，但领袖的接班人几乎拥有同领袖一样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在朝鲜，领袖的接班人就是“继承领袖的绝对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的未来的领袖”，因此，朝鲜认为，就像领袖的领导地位要代代相传一样，对领袖的忠诚心也要代代相传。
　　金日成死后，一些学者认为，领袖论在朝鲜逐渐消失了，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例如，朝鲜主要的治国理论之一的“强盛大国论”就主张要建设“以领袖为中心的强盛大国”。另外，朝鲜2003年发表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第一主义论》一文就曾引用金正日的话说：“以领袖为中心是我不变的观点，我始终主张领袖中心论”。在朝鲜也有许多文献干脆就将金正日称谓“伟大领袖”，例如《金正日的民族观》一书认为：“我们民族将金正日将军视为伟大的领袖，我们追随金正日将军是因为他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指导者。他无限热爱我们的民族，并拥有强烈的为民族服务的精神。他是深受南北方民众热爱和仰慕的我们民族的真正领袖”。
　　在朝鲜，接班人从领袖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特定的职务，而且同时也继承了领袖的“绝对地位”。因为，如果放弃了对领袖绝对地位的继承，就意味着金正日及其后继者放弃了属于领袖个人的绝对权力。几乎没有人相信金正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正因为领袖论与接班人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如果朝鲜不再强调“领袖论”，那么“接班人论”也可能随之消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朝鲜的各种文献，就会发现在朝鲜并未出现“领袖论”消亡的任何迹象，“接班人论”也未出现任何修改的迹象。
　　朝鲜的“接班人论”是为使金正日从金日成手中继承权力的行为正当化、合法化而提出的理论。在金正日已全面接管政权的今天，尽管有人认为“接班人论”应该消亡了，但实际上朝鲜目前仍在通过其设在日本的“救国前线”网站（http://ndfsk.dvndns.org）提供题为“领袖接班人论”的学习资料，并继续向海外的亲朝人士传播“接班人论”。通过这些例证，可以认为“接班人论”在朝鲜效力依旧，并可能继续成为金正日确定其接班人时的理论支柱。

　　（二）接班人的条件和宣布时机
　　尽管有人认为，朝鲜可能会避免在金家三代父子间传承权力的情况发生，但从朝鲜的“接班人论”来看，未来金正日将其权力继续传递给儿子的可能性非常大。朝鲜在指责“有人恶毒地将从与领袖有血源关系的杰出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情况称为‘世袭制’”的同时，指出这是一种“卑鄙的和反历史的思维方式”。强调接班人应具备“非凡的能力”和“崇高的信仰”，但是否与领袖具有血源关系并不是问题。那种认为不管其多么优秀，只要与其先任有血源关系就不能成为继任者的主张是“搬弄是非的、毫无道理的谬论”。也就是说，即使金正日继续将其儿子指定为接班人，只要其儿子是一位“杰出人物”，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朝鲜认为金正日的家族是“朝鲜近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勇于奉献一切的、最爱国的革命家庭”。因此，指定出生于“绝世的白头山伟人之家”的金正日的后代为接班人不但不会有任何问题，反而却是最有利的条件。朝鲜称“选定接班人问题是世代交替问题”，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将领袖的下一代选定为领袖的接班人”。
　　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朝鲜可能从金正日的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将目光集中于金正日的妹夫，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张承泽。但是，张承泽与金正日之间只差4岁，只要金正日不出现意外情况，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指定与金正日同世代的张承泽为接班人。而且，最近张承泽的处境似乎并不好，他正在远离朝鲜的权力核心。
　　另外从朝鲜拥有封建色彩很浓的政治文化氛围的角度看，金正日从其儿子中选定接班人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前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在回答有关朝鲜内部是否会反对三代世袭体制时称：“无法反抗，反抗的话很快就会被处死的”。正如黄长烨所说的那样，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殊性，如果金正日指定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所有干部及民众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关于确定接班人的时机，朝鲜认为，历史上劳动阶级的领袖们确定继承革命事业的接班时只有“非常情况下通过遗言确定班人和选举两种方式”。但是，由于这两种方式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无法避免给隐藏于革命事业领导层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或变节者们提供可乘之机，实际上在革命事业走上纯洁的、正常的轨道之前，采用这两种方式选定接班人往往会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为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进行到底，朝鲜通常选择领袖在任时确定接班人，并主张确定“领袖――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基于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上述理论，可以认为，朝鲜会选择金正日在任时确定其接班人，而宣布接班人的具体时机与朝鲜的经济形势及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关系不大。
　　一些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在同韩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日成宣布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很容易取得劳动党上层的认同。但现在朝鲜经济情况非常糟糕，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等重要政策尚处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因此，朝鲜暂时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不过，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经济形势固然很好，但与金正日的功绩无关，可以说当时的经济形势与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无任何直接关系。这一点可以从黄长烨回忆录中关于当时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描述中得到印证。
　　现在朝鲜的经济状况的确不是很好，但已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苦难行军”时期，并开始出现增长，加上韩国、欧盟、日本等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援助，其国内局势仍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情况的好坏不应该对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产生多大影响。另外，由于体制和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形势恐怕都不会有显著的好转，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势不好朝鲜就无法确定接班人的话，那么，金正日可能到死都无法确定自己的接班人。
　　实际上，金日成当年确定金正日为班人的行为与经济因素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地是承受了国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为，1974年金日成正式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空前绝后的行为。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均认为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悖，而不愿意认同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因此金日成直到1980年第6次党代会开幕之前才正式对外通报金正日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所剩无已了，而且朝鲜仅有几个“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冷战时期相比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金正日再次将自己的儿子确定为接班人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将会大为减少。
　　也有人认为，目前朝鲜因为核问题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无暇顾及接班人问题。但是，冷战后朝美关系几乎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只出现过极为短暂的缓和），目前因核问题带来的僵持局面并不是朝美关系的最坏时期。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朝鲜曾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可能对自己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但伊战后美国一直未能从在伊拉克不断遭受恐怖攻击的状态中脱身，与伊战时相比，朝鲜已恢复了对美国的外交自信。而且随着朝核问题北京“三方会谈”、“六方会谈”的不断推进，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朝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2004年以来朝鲜积极推进设立开城工业园区等经济开放措施的情况来看，现在朝鲜已经走出了除安全问题以外无暇顾及其它问题的最困难时期。
　　还有人认为，金正日为避免因确定接班人问题可能带来的“权力漏水”现象，而不会过早地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朝鲜认为，如果在领袖临终时才指定接班人，则极有可能发生接班人被野心家、阴谋家控制而无法接管权力的情况，因此主张在领袖健康状态良好时及早确定接班人。金日成从70岁起就患上了听力障碍，需要周围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了解外部信息，但他仍然能至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主要得益于受到了接班人的鼎力相助。现在金正日已年过60，早日确定接班人可以使自己的权力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否则，再过10年，假如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控制政权的能力出现问题的情况发生，党内就可能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样金正日的晚年就会变得非常不幸。因此，为防止“权力漏水”现象的发生，金正日很可能参考30年前自己被确定为接班人时的做法，及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分阶段地将权力移交给接班人。
　　尽管金正日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但他已年过六旬，难说什么时候就会身患重病甚至死亡。金正日的夫人高英姬年仅51岁就已身患肝病和乳腺增生等多种疾患而生命垂危。如果金正日在身患重病后才指定接班人，尽管在金正日生前其接班人可以行使金正日赋予他的权力，但金死后，由于接班人来不及培养自己的势力及个人威望而很可能在权力斗争中再次失去权力。因此，从金正日的角度看，有必要在自己更加衰老之前确定并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种种迹象分析，朝鲜确定接班人的工作似乎已经展开。
　　1974年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的首要原因是，金正日是党内金日成惟一体制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加上他是金日成的儿子，不可能背叛领袖。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军方人物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此后林彪却企图暗杀毛泽东，这一事件对朝鲜的领导层冲击很大。此后，朝鲜便将“对领袖绝对忠诚”作为确定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在金正日看来，现在朝鲜似乎没有谁比自己的儿子对自己更忠诚。
　　据推测，与30年前相比，朝鲜迟迟不能确定接班人的原因不在于金正日的年龄，而在于作为接班人首要人选的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的年龄太过年轻，但从金正日的年龄看，朝鲜确定接班人的时间已不可能推迟的太久。

　　　　　三、朝鲜启动选定接班人工作的主要迹象

　　（一）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2002年年底以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金正日与成惠琳所生）是金正日最可能的接班人，但2003年以后，韩国舆论开始认为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金正日与高英姬所生）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发生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是韩国舆论界得到并公开了朝鲜正在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内部文件。很多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秘密地推进确定接班人的工作，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朝鲜以军队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
　　在金正日事实上的第一任夫人（未正式结婚）成惠琳在莫斯科去逝后，从2002年夏天起，朝鲜开始推进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工作。朝鲜关于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件有很多，其中，被韩国舆论界获取并公开的是2002年8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一篇题为《尊敬的母亲是无限忠于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忠臣中的忠臣》的内部讲演文稿。这篇内部演讲稿称：“无限忠诚的尊敬的母亲在敬爱的最高司令官身边辅佐着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她就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陪伴在领袖父亲（朝鲜对金日成的专用称呼－译注）身边，并养育了革命后代的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一样，是我们全体人民军官兵学习的榜样”。该讲演稿还称高英姬“每次来部队视察时都教导我们应如何掌握与部队特点相适应的战争训练方法，同时向我们传达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有关人民军要进行作战准备的战略、战术意图”。2002年9月朝鲜人民军出版社发行的另一份演讲稿也主张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称：“在接受敬爱的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先军革命领导的道路上，将领袖的思想代代相传，将领袖的精神、母亲（指高英姬－译注）的精神发扬光大”。综合已掌握的大量来自朝鲜的信息可以看出，高英姬已按照金正日的意图参与了军队内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包括作战训练在内的“将军的所有工作”。
　　朝鲜军队内部有关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演讲或座谈材料还有：《向无限忠于敬爱的司令官的尊敬的母亲学习！》、《尊敬的母亲是手把手引领我们人民军官兵走上对领袖忠诚之路的慈爱的导师》（注：在朝鲜除金日成、金正日之外高英姬是第一位被称作导师的人）、《将无微不至地关心战士生活的尊敬的母亲的温情和慈爱永远铭记心中》等。此外，朝鲜还发行了《金正日的先军政治与思想强军》等称颂高英姬的小册子。
　　尽管没有直接点出高英姬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在歌颂高英姬的歌曲也在大量涌现并推广普及。关于“尊敬的平壤母亲”（指高英姬）的歌曲主要有：《战士最高兴的时候》、《平易近人的我们的母亲》、《人民歌唱祝福母亲》、《感谢之歌》、《母亲和战士在一起》、《幸福》、《我们的母亲，朝鲜的母亲》等。
　　在朝鲜，如果没有金正日的指示或同意，对某一个特定人物搞个人崇拜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大量调研，我们发现了金正日同意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文献。2002年8月的文献记载，金正日说：“关于尊敬的母亲，她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支持我，为了我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忠臣在身边而感到无比幸福”。另外一份文件则记载了以下一些内容：“敬爱的最高司令官指出，尊敬的母亲最关心和热爱军队，她以亲生母亲的慈爱之心对军人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最近，她向部队赠送了薄荷糖、食品、毛毯、化妆品等物品，这充分显示了尊敬的母亲对部队的一片热心和关爱”。
　　尽管目前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主要在军队内部，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朝鲜会选择适当时机将其在全社会展开。2003年1月，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反映济州岛海女高珍喜参加反日、反美的“4·3抗争”，为1948年朝鲜建国而在南方组织地下选举，并当选济州岛地区最高人民会议代表赴平壤参加朝鲜建国活动的12集电视连续剧《汉拏山的回音》。这部电视剧被外界看作是朝鲜为把对高英姬个人崇拜推向全社会而做的前期准备。朝鲜播放《汉拏山的回音》的目的是，通过对北方人民与济州岛人民通过反帝斗争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为将父亲出身于济州岛的高英姬确定为国母营造氛围。该电视剧将女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与高英姬相似的高珍喜，目的是将高英姬的形象与女主人公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使一般民众一听到高英姬的名字就想到电视剧中高珍喜“民族自主统一斗士”的形象。正如日本研究机构所分析的那样，推动高英姬的儿子到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任职可能也是该电视剧制作的目的之一。
　　2003年5月10日起，朝鲜重播了电视剧《汉拏山的回音》，进一步加大了朝鲜民众对济州岛的好感和关注。这从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访问南方的朝鲜高官纷纷要求去济岛的事实中也以得到印证。另外，济州岛人访问朝鲜与韩国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往往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据说原因也是因为高英姬的父亲即金正哲的外祖父出身济州岛的原因。
　　如果高英姬被确立为国母，那么高英姬的两个儿子即金正日的次子金正哲、三子金正云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就会比金正日长子金正男（成惠琳生）的可能性大得多。因此，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也被外界理解为确定高英姬的儿子为接班人的前期铺垫。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2002年8月看了朝鲜的内部资料后说：“我认为金正哲会被确定为接班人，金正男绝对不行。在朝鲜历史上接班人往往均出自于国王最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成惠琳很早以前就失宠了，高英姬才是金正日最宠爱的女人”。
　　30年前朝鲜是在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才开展了对其母亲金正淑（1949年前去逝）的个人崇拜。但现在金正哲和金正云的年龄太小，而他们的母亲还在世，所以朝鲜也可能先通过对其母亲的个人崇拜，然后再从他们当中选定一人为接班人。
　　个人崇拜的开展使高人姬在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影响力上升，并使她逐渐拥有了仅次于金正日的政治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朝鲜内部文件中对高英姬“先军时代的忠臣，站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尊敬的母亲”、“为了革命的发展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拥有独特功绩的、朝鲜的母亲”等称谓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另外，被视作是金日成死后朝鲜第2号实权人物的张承泽在2003年下半年起未再出现在公开活动中，其亲信也纷纷被解职或降职。据说发生这一情况的背景就是高英姬的势力要架空张承泽。这也是高英姬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的一个例证。

　　（二）张承泽及其亲信被清理
　　朝鲜在着手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同时张承泽的亲信势力被清理。1972年在金日成60周岁的时候，尽管金日成健康状况良好，但接班人问题还是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金正日与其叔父金英柱形成竞争关系，结果金正日在竞争中胜出，金英柱则卸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退出朝鲜的权力核心。1993年，金英柱的公开职务是国家副主席，1998年修改宪法后改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名誉副委员长，众所周知这两个职务均是没有实权的虚职。
　　正如30年前金英柱失去权力一样，金日成死后朝鲜的第2号实权人物张承泽自2003年7月初陪同金正日视察慈江道江界市产业设施和教育机关后再也没有在正式场合露过面，似乎已经离开了朝鲜的权力核心。此后，除在2003年8月开始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代议员选举时媒体中曾出现过张承泽的名字外，连张承泽的名字也从朝鲜的媒体中消失了。尽管有人说张承泽曾经出席了2003年10月7日金正日就任劳动党总书记6周年中央报告大会，但在《劳动新闻》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在报告大会的参加者合影中也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张承泽（58岁）长期担任掌管朝鲜党、政、军及保安机构高层人事权的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的第1副部长，是仅次于金正日的第2号实权人物，负责司法、检查、行政等高层国家机关的党组织生活和政策指导工作。其大哥张承宇（69岁）次帅担任负责平壤防卫任务的第3军军长，二哥张承吉（65岁）中将担任某军政治委员。此前，外界普遍认为张承泽是金正日突然有事时最有可能掌握朝鲜政权的人物。
　　有趣的是，在张承泽开始从正式场合消失前后，2003年7月4日，黄长烨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脱北者与朝鲜人权问题研讨会上依然认为：“金正日体制崩溃时，最有可能接管权力的人物依然是张承泽”，“金正男无法同张承泽相比”，“张承泽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在朝鲜的权力体制中大量安插了自己的势力”。也许是黄长烨的上述发言引起了金正日和高英姬的警觉，使他们认识到为消除确定金正哲或金正云为接班人的障碍，必须将张承泽逐出了朝鲜的权力核心，必须迅速消除张承泽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张承泽在朝鲜权力体制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曾设想通过和平手段无法解决朝鲜核问题时，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来取代金正日体制。而美国人认为新体制领导人的合适人选就是张承泽和张承吉。关于美国的这一构想，韩国的《新东亚》杂志在2003年第9期上曾做了详细的介绍。也许美国人的这一构想，对已陷入困境的张承泽的处境起到了一种雪上加霜的作用。
　　张承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关于张承泽事件的原委有多种版本的传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2003年底张承泽因眼睛和心脏方面的疾病赴法国接受治疗，回国后健康状况不佳。
　　2、张承泽经常与主张经济改革的内阁总理朴凤柱之间就经济政策问题发生对立，引起金正日不快，将其降职，派他到党校学习经济学。
　　3、高英姬的势力为拥戴金正云为接班人，将张承泽彻底逐出了权力核心。
　　4、身处乳腺癌晚期的高英姬为在生前完成接班人构图而全力打压张承泽，金正日也对张承泽平时的专权不满，于是在平壤郊外的某个招待所将张承泽秘密除掉了。
　　5、张承泽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目前被软禁在家中。
　　6、金正日将其兼任的劳动党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交给了次子金正哲，张承泽则由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改任统一战线部下面的对南事业部部长。
　　尽管以上说法各不相同，但结论都是张承泽失去了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这一要职，政治影响力迅速减小。在上述各种说法中，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的说法可信性更大一些。在朝鲜领导层中，除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外，任何人在自己周围凝聚势力都会被视为“宗派问题”，而张承泽正是在这一点上犯忌。过去金正日因其是自己的妹夫（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而更多的是依重他，没把他的“宗派问题”看得太重。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时，张承泽的问题可能就变得难以容忍了。当然，其中可能也有高英姬一派的挑拨。
　　随着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张承泽一派的势力也迅速被清除。在张承泽的嫡系势力中，劳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第1副部长崔春晃被解职，送金日成高级党校接受再教育；贸易相李光谨、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朴明哲等被解职下放农村劳动；2003年7月任命的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在任职1年后被解职；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綦在龙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有报道称，大约有80余名张承泽系列的高级干部正在集中接受审查。与此同时，高英姬的亲信李治刚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李龙哲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负责军事问题的副部长。其中，李治刚获取金正日家族的信任取代张承泽职务的同时还兼任劳动党中央书记局责任书记，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张承泽的势力。
　　在张承泽的势力被系统地清除之后，即便有一天张承泽能够再次复出，也难以重新掌握实权，恢复过去的影响力了，而只能负责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或担任一些虚职。

　　（三）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
　　朝鲜在2003年10月6日召开的“全国先军青年前卫积极分子大会”上强调：“青年要成为先军思想及先军政治的信奉者和贯彻者，要使整个青年队伍先军思想化”。同年12月22日，《劳动新闻》强调要实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称“全社会先军思想化”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继续，是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新阶段”。
　　朝鲜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做法与30年前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时推行“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金正日就是在积极推进“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被确定为接班人的。因此，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候任接班人利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的机会构筑自己的政治基础。
　　据1979年出版的《朝鲜劳动党简史》记载，在金日成提出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之后，劳动党中央强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工作是在革命和建设中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的事业的继续，具有将党的事业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很大意义”。此后，金正日在1974年2月召开的“全党宣传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宣布，“全社会主体思想化”是党的最高纲领；在同年7－8月召开的“全党组织系统工作人员讲习会”上，金正日又强调要把劳动党“主体思想化”。实际上，全党主体思想化在本质上就是在党内彻底建立和强化金日成的惟一领导体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金正日的接班人体制得到确立。因此，从以往的经验看，朝鲜在推行“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很可能与确立接班人问题有关。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宣布了全党、全社会先军思想化纲领，强调要根据革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将所有思想教育工作均统一到先军思想上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向人民讲清“先军思想的独创性和正当性”，讲清“先军思想的基础是主体思想”，要使所有人都“信仰先军思想，都贯彻执行先军思想”。其上述一系列做法与30年前宣布全党、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纲领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此后，《劳动新闻》等主流媒体经常通过社论等形式强调“全社会先军思想化”工作，显出劳动党高层对这一工作的持续关心。

　　（四）“革命的首脑部”的提法发生变化
　　从1994年金日成去逝后朝鲜历年的《新年共同社论》看，1995年和1996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1次也没有出现“首脑部”，除1997年和1999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2次提到“首脑部”外，1998、2000、2001、2002及2003各年度《新年共同社论》均只提到过1次“首脑部”。但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10次提到“首脑部”，而且用法也与2003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2003年前的《新年共同社论》中提到“首脑部”时通常是以“誓死保卫‘革命的首脑部’”等形式出现的，而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却是在谈到领导体制和惟一领导体制时出现的，强调：“革命的首脑部提出了完成主体伟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它是领导党、军队和人民团结一心走向胜利的先军革命的伟大向导和广大军民的心脏”。根据主体思想的理论，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只能是领袖或领袖的接班人，因此，这里的“革命的首脑部”应该具有同党中央一样的地位。
　　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还强调：“我们的先军革命队伍中，在首脑部的惟一领导下，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保持了更加严明的纪律和秩序，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决死贯彻党的政策的革命风纪”。据调查，这是朝鲜第一次提出“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在能够确保最高领导人有无限的绝对权力的朝鲜政治体制中，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朝鲜至今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的原因所在。
　　朝鲜经常强调“领袖的惟一领导体制”，有许多文件中也经常谈到 “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因此，“首脑部惟一领导”从理论上说，就是要确立金正日惟一领导体制和金正日接班人的惟一领导体制。当然，在尚未确认朝鲜领导层内部确立金正日接班人的准确信息之前，得出上述结论可能有失谨慎，如果将张承泽被清除权力核心事件与“首脑部的惟一领导”概念的提出联系起来，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朝鲜确定接班人问题的两个具体步骤。
　　2004年1月22日《劳动新闻》的一篇政论文章强调：“广大军民的心脏――革命的首脑部就是金正日同志”。从“亲爱的指导者”到“伟大的将军”，从“党中央”到“革命的首脑部”，媒体对金正日的称谓变化说明，在朝鲜“革命的首脑部”就是指金正日个人。但是，在其它一些社论或政论中也出现过“以金正日同志为首的革命的首脑部”的说法，也就是说，“革命的首脑部”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复数。
　　以上对于“革命的首脑部”含义是指“金正日一个人”还是“以金正日为首的”的问题上，曾在韩国的研究界引起混乱。综合历年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可以看出，“革命的首脑部”从广义去理解时，可以理解为以金正日为核心的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从狭义去理解时，则是指金正日个人。
　　实际上朝鲜最早从2003年3月起开始在《劳动新闻》的社论或政论中强调“党、军队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首脑部周围”，从而对“首脑部”赋予了与以往不同的含义。在2003年7月朝鲜出版的《金正日将军的朝鲜民族第一主义论》一书指出：“在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主体的祖国，党、领袖和人民大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符合先军时代要求的社会政治集团，党、军队和人民发扬同心同德绝死捍卫领袖、同心同德贯彻领袖指示的英勇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的主体祖国实现了向更高阶段的转型，政治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第286行）。在这里，“首脑部”几乎就是领袖的同意词。朝鲜的先军政治强调的不是“先军后党”而是“先军后劳”，因此，军队处于一种联结党和人民的重要位置。
　　在最近《劳动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尽管“首脑部”的含义仍可以理解为“领袖”，但也隐含着“最高指导部”之类的复数含义，而难以像以前一样解释为专指领袖个人。在朝鲜的辞典中，“首脑”一词被解释为“（国家或国家机构、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明确是一个单数词，因此，与“首脑部”相比，首脑一词更能明确地表达出专指领袖一个人的含义。
　　因此，“首脑部”通常被理解为带有复数含义。从2003年起“首脑部”一词被频繁使用，并且这一现象与朝鲜在军队中发起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的时间正好吻合，因此，不能排除“首脑部”是具有“金正日及其即将指定的接班人”的复数含义的可能。

　　（五）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
　　20世纪70年代初，为巩固金正日的政治地位，三大革命小组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几年前朝鲜又开始恢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中断的向基层派遣三大革命小组的工作，从而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从1973年2月起，朝鲜为消除在全社会蔓延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消极怠工、创造力不足等不良倾向，开始向基层派遣以推动生产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三大革命小组。三大革命小组以党的干部为核心，成员包括技术人员、青年先进分子等，主要是通过用科技知识武装新一代青年，推动技术革新。1974年2月金正日被指定为接班人后，三大革命小组被定义为金正日的近卫军和护卫队，成为直接受金正日领导的突击队。小组成员按照金正日的指示行动，并将全国的情况报告给金正日。在三大革命小组运动的推进过程中，许多小组成员入党提干，在世代交替过程中走上领导岗位，并成为支持金正日的政治基础。
　　从1995年未起，三大革命小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但从2001年起又重新活跃起来。2003年12月12日的《劳动新闻》中有一篇报道称：“派遣到各工厂、企业及农业部门的三大革命小组，为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最近几年间共实现了1150余技术革新”。
　　从经济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是一种推动技术革新的手段，但从政治角度看，派遣三大革命小组则是接班人以年轻人为中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朝鲜重新派遣三大革命小组也可能是金正日为其儿子成为接班人构筑政治基础的举措之一。

　　（六）世代交替进程加快
　　最近几年，朝鲜世代交替的步伐不断加快。表面上看其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后在朝鲜社会兴起了实用主义之风；二是2002年朝鲜推行了“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但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部门，朝鲜的世代交替几乎在所有领域快速展开，因此，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背后的深层背景很可能与确定接班人问题有关。
　　20世纪70年代初，金正日为便于掌控“社劳青”（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相当于中国的共青团――译注），曾在金日成的支持下大幅更换了“社劳青”的领导人。在金正日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前3年的1971年2月，朝鲜召开了各道、市、郡、工厂、企业、大学的党委青年部长和“社劳青”委员长会议。会上，金正日指示“社劳青”的干部要进行世代交替，于是20世纪30、40提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纷纷退出社劳青。到1972年，“社劳青”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年龄降至30岁，到1977年各道“社劳青”委员长的年龄普遍降到了30－31岁。
　　最近朝鲜快速进行的世代交替很可能也是根据金正日的指示进行的，其中可能即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因素。外界注意到，朝鲜开展对高英姬个人崇拜的时机与其推行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的时机几乎完全一致。过去，金正日总书记一直将那些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安置在军内象征性的高位上，而让自己的亲信们在这些元老们的手下掌握实权，但最近，那些元老们纷纷退役，他们的职位则由“革命第2代”接替。
　　2003年，李乙雪、白鹤林、金铁万等抗日游击队时期的元老们纷纷退出国防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其位置被人民保安相崔龙洙和新人白世峰所取代。此前一直被抗日游击队元老们占据的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人民保安相等职被“革命第2代”所取代，说明朝鲜军方高层的世代交替工作已经完成。当然，军方的世代交替并未只局限于高层。据悉，自2003年9月起，朝鲜人民军一线各军的军长全部换成了40－50岁的人担任。军以下的干部则由更年轻的军官担任，据说旅级指挥官一般都换成了30多岁的人担任。
　　在经济部门，世代交替的步伐也在2002年“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之后迅速加快，工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由60多岁的人换成了30－40岁的年轻一代。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和千里马制钢联合企业等大型企业目前均由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人担任厂长或经理。
　　在从事对南工作的领导人方面，2004年初来首尔（汉城）参加部长级会谈的北方代表还是60多岁（1943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金龄成，而从2004年5月在平壤召开的第14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起，北方的代表便换成了40多岁（1959年出生）的内阁责任参事权浩勇。此外，近年开始接手对南工作的年轻干部还有内阁责任参事申炳哲、民族经济联合会秘书长金春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全钟洙等。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朝鲜如此大范围、快速地进行权力机构世代交替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金正日为其接班人逐步掌握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做准备。

　　　　　四、金正日确定接班人问题展望

　　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内，研究人员普遍认为金正日确定接班人时会从其长子金正男（1971年出生）和次子金正哲（1981年出生）之间做出选择。黄长烨也认为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的人物中选定接班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这里仅就金正男、金正哲（或金正云）之间谁更可能成为接班人问题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一）金正男的才智、身世及接班的可能性
　　当年金日成确定金正日为接班人的理由不仅因为金正日是其长子，金正日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人认为，如金正日一样，金正男也拥有卓越的政治敏锐力。金正男的姨母成惠琅在其出版的一本名为《藤树屋》的书中写道：“正男政治上早熟，从小就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力”，她还说：“金正男聪明、反应快、判断力强。他还继承了母亲成惠琳的艺术才能，是一个经常能使人发笑的快活的男子”。曾与金正男有过多次直接接触的“北风事件”的主角尹洪准也说，金正男接受了良好的接班人教育，非常聪明，反应敏捷，如其父金正日一样说活的速度很快，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他还说金正男说话和走路的神态都很像金正日。综合与金正男有过直接接触的各方面人士的证言可以确信，金正男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正日的性格和才智。
　　但是，尽管金正男具备了接班人的才智和政治敏锐力，但由于生母的原因，其在竞争接班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决定性的不足。金正男的生母成惠琳在1970年与金正日秘密同居之前，曾与著名小说家李箕永的长子李平结婚，并生下一女，是一位有夫之妇。因此，在儒教等保守传统文化盛行的朝鲜，成惠琳难以获得“国母”地位。而且，尽管成惠琳深得金正日宠爱，但因身体原因从1973年起便常驻莫斯科养病，并于2002年5月在莫斯科病逝。生母成惠琳的身世可能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最大障碍。另外，成惠琳的外娚李一男（又名李汉英）和姐姐成惠琅等纷纷亡命海外，也是金正男成为接班人的消极因素。
　　（二）选择金正哲（或金正云）接班的可能性
　　目前，朝鲜柔道的创始人高泰文（在日本的朝鲜人，祖籍韩国济州岛，20世纪60年代回到朝鲜――译注）之女高英姬与金正日之金正哲在竞争接班人的问题上处于相比有利的位置。据悉，金正哲在瑞士国际学校留学归来后，在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或宣传鼓动部任职。也有人说金正哲同时在组织指导部和宣传鼓动部两个部门任职。金正哲目前在劳动党中央的职位对其竞争接班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年，金正日从1964年6月19日起，开始在劳动党中央任职。在朝鲜出版的名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灭业绩》（20）一书中，将金日成安排金正日到党中央工作一事称为：“包含着培养金正日同志为党的领导者，解决党的领导权继承问题的深思熟虑”。1995年10月，金正日回想起那段经历时，对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们说：“我那时候如果到其它部门工作的活，就不会有30年的领导党的事业的经历了。这里面包含了领袖培养我的良苦用心”。因此，金正哲目前在党中央工作可能也包含着金正日要将其培养为党的领导者的意图。
　　高英姬虽然也有出身于日本的不足，但不具有类似成惠琳的离婚经历以及长期不在国内等成为国母的重大阻碍因素。金正日现在最宠爱的是高英姬，而且在金正哲出生后，他还把对金正男的父爱逐渐转移到了金正哲身上。成惠琅1989年曾说：“正日书记已另有新家，他甚至连其深爱的长子都不顾了”。
　　现在，在朝鲜内部，有人将金正男称为“庶长子”，而将金正哲称为“嫡子”。回顾过去历代王朝的历史，“庶长子”往往在“嫡子”出生前深受父王宠爱，而一旦“嫡子”出生，“庶长子”的地位就会日渐衰落。因此，许多人认为金正男从1997年起开始准备接班的说法并不准确。直接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某位高层人士2002年1月曾对笔者说：“金正日的接班人非金正哲莫属”，并披露“朝鲜内部称金正哲为‘总会长’”。他还说：“在朝鲜的政治势力中，金正男的势力只点15%，金正哲的势力则占到了85%，而且两人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他还断言：“（以2002年为基准）快则3年，慢则5年朝鲜的接班人问题就会明朗化”。由于在朝鲜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舆论调查，因此对于上述提到的金正男与金正哲政治势力对比的具体数值可能并不可靠，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目前在接班人的竞争中，金正哲与金正男相比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参与对朝经济援助工作的人士中也有人持相反主张。有人认为，在最近朝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争论中，金正男比金正哲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劳动党的元老和军方都“决死支持”金正男，因此，金正日除金正男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朝鲜从2002年起以军队为中心系统地开展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及在党中央工作的是金正哲而不是金正男等事实，金正男得到更多支持的说法似乎并不具有太多的说服力。
　　最近，金正哲的胞弟、金正日的三子金正云（1983年生）也作为接班人的有力竞争者开始有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据说，金正哲的艺术才能很像金正日，但作为领导者的才智不足，金正日曾评价说：“这孩子不行，太像女人”。于是，高英姬便努力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培养成接班人，她甚至让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称金正云为“启明星大将”。但是，由于外界对金正云的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所以想证明“金正云接班说”的可信度还需搜集更多的证据。
　　（三）确定接班人的时机展望
　　朝鲜在2004年的新年共同社论中引用了金正日的“我们党要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将金日成同志开创的伟业代代相传，坚持到底”的指示。历史证明，在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代代相传”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要将事业进行下去之意。20世纪70年代初，当金日成直接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没过多久朝鲜就指定金正日为接班人。因此，朝鲜强调革命伟业“代代相传”时，很容易让人想起与接班人问题有关。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朝鲜在新年共同社论中强调“代代相传”可能预示着接班人问题会在不久的将来明朗化。
　　除对高英姬开展个人崇拜、张承泽离开权力核心等事件外，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给人以接班人问题正在取得进展的印象。其中之一是在2003年8月首次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2003年9月又在最高人民会议第11届会议上首次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白世峰的年龄和长相被人为的遮上了一层面纱。朝鲜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大部分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所以，如果事实真的如部分研究人员猜想的那样白世峰是金正哲的假名，那么，金正哲现在已经掌握了军队。当然，关于白世峰的情况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①认为白世峰是一位60多岁的中将，他不过是一位为金正哲成为接班人做铺垫的过渡性人物。②称白世峰属于年轻一代，他以第2经济委员会责任书记的身份，取代了年事已高的第2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金铁万，正在领导第2经济委员会的工作。③认为和第2经济委员会的责任书记不是一个人，他是护卫总局作战部长出身，目前代行护卫总局司令之职，2003年4月金正日访华时，他任随行护卫总指挥。总之，关于白世峰的情况目前还是一个迷。另外，在2004年3月召开的第11届最高人民会议第2次会议主席团中还出现了一个朝鲜媒体从来也没有关注过的、在朝鲜的对外活动中也从未露过面的、被称作李先生的神秘人物。有人认为他可能是金正日的儿子。
　　有人认为，金正日正在采取能使其儿子逐渐掌握军队的措施。最近，朝鲜在人民军总政治局属下新设了专门负责金正日视察部队时事前准备工作的行政副局长，该职务由曾担任总政治局负责组织工作的副局长玄哲海大将担任。所说，行政副局长的实际任务是协助金正哲和金正云接管军队工作。综合各种相关信息来看，朝鲜似乎已经内定了接班人，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宣布的问题。考虑到1974年朝鲜选择金正日的生日之际宣布其为接班人，因此，如果金正日选定金正哲为接班人，那么快则在今年或明年的9月25日前后，慢则在数年内朝鲜就会正式对外宣布。
　　2005年是朝鲜解放60周年、劳动党建党60周年、金正日提出先军政治10周年、6·15共同宣言发表5周年的特殊一年，朝鲜可能在这一年召开第7次党代会。尽管从过去的经验看，确定接班人与党代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也不排除金正日会通过召开党代会、修改党章等措施来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
　　最近，高英姬在巴黎治疗乳腺癌回国后，朝鲜斥巨资从法国购买了豪华棺椁，并用专机运回平壤，由此可见，高英姬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一旦高英姬病逝，金正哲（或金正云）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这可能对其接班问题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朝鲜内部已将金正哲和金正云视为“嫡子”，使金正哲（或金正云）在接班问题上处于相对比较有利的位置，只要有金正日的支持，即使高英姬不在了，朝鲜的接班人构图也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政策建议

　　（一）改变对朝鲜接班人问题的认识
　　为了正确地了解和把握朝鲜的接班人问题，我们必须改变以我们的视角，即以南韩中心的视角。朝鲜通常是以“准备论”和“继续革命论”的观点看待接班人问题。朝鲜的政治文化中残存着许多强调“忠诚心”和“孝心”之类的封建因素。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朝鲜接班人问题时必须好好把握的问题。
　　现在金正日刚刚62岁，可以说还比较年轻，但是确定接班人后，确立“接班人惟一领导体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即使是现在就确定接班人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朝鲜认为：“在领袖生前选定接班人，接班人则可以直接辅佐领袖，落实领袖的思想，为领袖分忧解愁”。所以，从朝鲜的理论看，现在金正日真的到了该确定接班人的时候了。
　　金正日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积累了20年的辅佐金日成的经历。在这20年间，金正成与金正日之间基本上没有形成矛盾关系，而是真正意义的辅佐关系，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权力漏水”现象。因此，认为朝鲜“领袖”与“领袖的接班人”之间会形成矛盾关系的看法是不合实际的。
　　如前所述，朝鲜已经表现出许多确定接班人的迹象，现在我们应该从政府的层面对朝鲜的接班人问题给予持续的关注，必须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综合分析，及时掌握相关动向。朝鲜的接班人问题不仅是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逐渐移交的问题，更是将对朝鲜的内政、南北关系及对外政策等带来诸多影响的重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即是朝鲜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问题。

　　（二）对朝鲜领导层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预置对策
　　在金正日准备确定接班人以及确定接班人后巩固接班人地位的过程中，朝鲜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像1997年黄长烨叛逃韩国时一样，急切地将朝鲜高官的出逃事件看作是朝鲜体制崩溃的前兆往往是错误的。
　　韩国政府应对有关接班人地位被削弱或高官外逃等可能发生的事件预置对策。2004年7月，468名“脱北者”大举进入韩国事件使朝鲜的对南政策迅速趋向强硬，并中止了原定2004年8月举行的第15次南北部长级会谈。这说明，朝鲜高官叛逃韩国事件是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敏感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朝鲜高官向韩国指出避难申请等情况时，为将其可能对南北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政府必须谨慎处理。但是，一旦朝鲜外逃高官已经进入韩国，为从其口中获取相关情报，政府则应该积极接纳，妥善安置。同时，为使外逃的朝鲜高官与美国相比优先选择前往韩国，政府应对他们亡命时的待遇、到达韩国后的管理方式等问题及早制定万全之策。

　　（三）掌握朝鲜接班人的才智和政策取向
　　金正日的权力向其接班人移交后，朝鲜现在的领袖个人绝对独裁的政权体制也会原封不动地传接下去，朝鲜人民依然不会享有政治自由。因此，金正日的儿子成为接班人后，韩朝之间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统一依然难以顺利实现。但是，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考虑，政府不应该一味地只是对朝鲜的“三代世袭”体制进行批判，而应对朝鲜接班人的才智、政策取向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深入检讨朝鲜确定接班人对其内外政策及南北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从朝鲜的政治文化来看，即使金正日从其儿子以外选定接班人，那么一定是金正日认为这个人会比其儿子更能确保朝鲜独裁政体的稳定。尤其是，金正日如果从方人士中选定接班人的话，那么与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相比，新的接班人将会更加依靠军队来治理国家，在对美、对南政策方面也将会更加强硬。
　　正如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比那些只在中国境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更加积极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样，金正日的几个儿子均有留学瑞士的经历，他们与那些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同时，由于金正日的儿子都曾留学欧洲，因此不论哪个被确定为接班人，都可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强烈的亲欧洲倾向。
　　从2000年起，朝鲜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主要目的是，谋求从欧洲国家获取克服经济困难所需要的人道支援和开发援助，以此瓦解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此外，金正日的儿子均曾留学瑞士，对含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欧洲式资本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也是朝鲜表现出亲欧洲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金正日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韩国政府应从努力扩大朝鲜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加强同欧盟及欧洲各国的对朝政策协调。另外，从金正日儿子留学的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的角度考虑，今后在举行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或进行对南宣传中，朝鲜也可能更加强调中立化统一。最近，朝鲜在南北接触中，开始强调含有排除外势意思的“我们民族之间”的原则。“我们民族之间论”实际上同“中立化统一论”存在着理论上的“亲和性”。因此，在推动第2次南北首脑会谈时，我们应事先准备好朝鲜提出“中立化统一论”主张的应对理论。

　　（四）活用“济州岛牌”
　　由于高英姬的父亲出生于济州岛，所以朝鲜在南北首脑会谈后对济州岛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如果高英姬的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那么朝鲜对济州岛好感倾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韩国政府应充分利用朝鲜领导层对济州岛的好感，努力改变朝鲜对南北高层交往的消极态度，以将济州岛确定为南北交流场所为诱饵，取悦朝鲜，推动第2次、第3次南北首脑会谈及南北国防部长会谈的举行。另外，在南北关系陷入僵局时，政府还应充分利用济州岛民众访问朝鲜等机会，打开南北关系的新局面。
　　（五）制定活用朝鲜内部的世代交替的新战略
　　金正日在确定接班人的过程中，朝鲜上层加快了世代交替的步伐。世代交替的进行使朝鲜领导层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加强，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出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新战略。这些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年轻一代全面走上朝鲜的高层领导岗位，将给南北和解与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因此，从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的长远政策考虑，政府应该加大对南北青少年交流的关注和支持力度。同时，为配合朝鲜“对南工作人员”年轻化的步伐，韩国政府如果也能大胆启用年轻有为的人才，并使其参与到南北会谈当中，将有利于南北之间达成更多的协议。

 

　　　　　世界上党性最强的那个人去了

　　

　　昨天接消息，王光美因多处器官衰竭于１０月１４日凌晨３点４２分去世。
　　本来一直准备做个文革特刊，联系好了要采访王光美，因她一直住院，未得成行，后来特刊也无形中取消了。
　　王光美女士是共产党人的夫人中形象气质最非凡的一个，在５０多年来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选一个最胜任第一夫人角色，我当然选王光美。王出身的家庭和她的教育背景使之迥异于５０年来共产党要人的夫人。在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初期，如果旧时代精英说要从个人形象上找到新政权可期待的影子，无疑，那应该是王光美。
　　然而，也正是这个人，在我看来，也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党性最强的一位，党性战胜了她身上的人性。经过十余年的家庭巨大悲剧后，王家的客厅正墙上，一直挂着１９６２年毛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她在这间客厅里，在那张毛处于中心的照片下，多次接待过毛的后人，仿佛导致他丈夫死去，儿子自杀（虽非其亲生）的事不曾存在过，仿佛一直挂在墙上的那个人不曾挖空心思要害死她的丈夫。
　　多年前，看着她无声地捧着她丈夫的骨灰盒，用脸贴着亲了又亲，我很难相信，即使以她的教养不会表达出对毛一家的仇恨，但怎么可能会有今日的举动？
　　我手中还有公审江青的照片，在江青女士被押着踉踉跄跄上被告席的一张照片上，旁边冷观的一排侧脸中，其中一位就是王光美女士，摄影者告诉我，他也是后来无意发现两人居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的。另外一张照片上，王光美清矍的脸在其中最突出，因为她白色翻出来的领子在一片黑色中特别抢眼，因为她庄肃的表情迥异于其他人，她身上的凛然能直接从照片里刺出来。她和那个挣扎着、狞厉着、永远做作着的第一夫人是多么的不同。
　　尽管法庭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了前伟大的旗手身上，但一旁静听的王光美女士怎会不知江青说她一切是奉伟大领袖的命令？
　　但照片却被供奉在她的客厅正中央.毛的孩子们被请到她家来叙旧，暖意融融的和解、伟大的相逢一笑抿恩仇，不断出现在全国大小报纸上。
　　我想她是看透了一切，她早就知道，对她的命运，当年恩来总理上给伟大领袖的批示是处决，领袖大度地一挥：刀下留人。
　　看透了，戏照演，家破人亡一风吹。还有谁的党性比她更强？
　　其实，当时想采访她，就是想在问过各种鸡毛蒜皮后，轻轻试探她，是否还在坚强的党性后，有一点点人性的流露。可惜，再也问不到了。
　　王光美女士安息。

　如果哈耶克骑着毛驴到中国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为哈耶克设计的中国之行路线是，从帕米尔高原入境横穿新疆，再沿河西走廊继续东行。是否需要到北京后再南下，视哈耶克本人的意愿，进入中国的年代我希望他最好是在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
　　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慢慢一路走，然后写下他的观感，当然有其非常的积极意义：因为“感同身受”这话绝对是靠不住的，属于日常生活习惯而熟悉的东西，它们会成为忽略的对象，只有陌生的东西，人们才会充满好奇地细致描述对它的感觉。因此，探究历史的细节，往往局外人的描述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参照和补充。
　　至于为什么是哈耶克，这个问题留到后面说。
　　路线问题，是因为我手头有两个人的游记，大致都是这一路线，作为一种参照，自然哈耶克当走同一路线。
　　先说第一个，大英帝国下级军官Ｃ·Ｄ·布鲁斯，时在１９０５年９月。布鲁斯赶上了西方人满世界冒险游荡然后成为英雄的时代的尾巴，如果迟到今天，最多只是个小资。布鲁斯时代的西方人似乎乐于看到西方文明世界所无的愚昧落后，以显示其种族和肤色的优越感，像布鲁斯这种智力平平且缺乏任何专业背景的殖民者，几乎每一都会以“一个欧洲白人”、“一个英国人”开头，对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令今天的中国人看了十分不爽，但没这家伙的游记我绝对不会写今天这篇文章，因为他告诉了一个我所陌生的中国。
　　这位聒噪饶舌的白人，在进入中国本土——嘉峪关以东后与汉语穆斯林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现自己——一个欧洲白人在与亚洲土著做生意时智力上的不足，他发现中国人的货币复杂程度只有金融家才对付得过来：铜钱有大钱小钱之分，而每个地方的铜钱都不一样，一地的铜钱往往不能在另一地方流通；至于白银，不是布鲁斯熟悉的铸币，是按“两”为单位计算的，白银与铜钱的比值各地不一。这倒罢了，最糟糕的是白银成色并不一样，而且，布鲁斯发现，同一块碎银子在每个回民们手中的秤上读出的数字都不一样。布鲁斯并不打算把他的游记变成对中国货币体系混乱的亲历记，他本来准备就此闭嘴，但继续前进了几百英里打算兑换手头那块元宝时，被告之那只是镀银铅块。
　　——这些经历细节似乎映证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中转述中国人严重缺乏商业诚实的文字。但我不喜欢“国民劣根性”这种偷懒的结论，因为把种种不同历史环境中长期作用而积淀下来的习惯简单归结为文化原因，其实只得到了一个无意义的结论。
　　布鲁斯的“感同身受”，显然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它通常更愿意说中国人在金融上弄出的许多世界最早的记录。当时中国人的笔记似乎也懒得记载这类事，这种复杂的货币系统我们早已熟悉，不会象布鲁斯先生那样觉着不便而大呼小叫。
　　还是饶了布鲁斯这位骄傲而又智力平平的家伙吧。８０多年之后，又有一位美国人沿着几乎同样的路线穿越中国，我们还是看看他眼中的中国。
　　这位美国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的合作伙伴以及他们创办的“量子基金”则无人不知。——在与索罗斯分家后，吉姆·罗杰斯到美国一所大学当了经济学教授。带着女朋友骑着ＢＭＷ摩托车重走当年布鲁斯路线，只是他环球旅行中的一段。在《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记》中，读者们会看到，这位经济学家最喜欢琢磨的就是货币兑换，最喜欢观察研究的就是外汇黑市，而且，除了与三种人外，几乎所有的交易中他都能挣钱，三种人是：强盗、政府、游击队。
　　经济的风向标是金融，而金融最敏感的指尖触摸的是外汇黑市，罗杰斯深谙其中滋味。
　　罗杰斯描述在中国第一次黑市交易之地，去布鲁斯第一次被宰处不远，交易对手是维吾尔人——这个民族素以善于金融著称。如果还有印象，应该不会忘记，中国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整个南方的外汇黑市是由来自新疆农村的维吾尔人控制的，如果要追溯维吾尔人的金融和商业天才，至少在宋人出使辽帝国的笔记中就可找到，当时大辽的金融和大宗商业几乎全为回纥人控制，到了元朝，甚至连政府的财政都离不开维吾尔大商人。尽管维吾尔倒爷机灵无比，但罗杰斯还是从交易中挣了一笔，他拿美圆在人民币、日圆之间倒来倒去，显然，普通维吾尔人对日圆的敏感和判断远不及这位时刻打听世界外汇市场的家伙。
　　８０多年当然足够发生许多根本变化。在罗杰斯的书中，除了在看枪决布告时，一个余杰式的人英勇地悄悄拉住他告以死囚器官移植的内幕外，有关中国的部分几乎就没有出现“一个白人”、“一个美国人”之类字样，这和布鲁斯的骄傲差得不可以道理计。布鲁斯总是在忆苦思甜式地抱怨西方之外的世界。而罗杰斯这位贸易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满世界跑时，却一直不忘对美国贸易壁垒政策的攻击，在他的书中，居然对美国的攻击占了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一！
　　如果时空倒转，能让这位重走布鲁斯当年路的美国人，出现在１９０５年布鲁斯的“探险队”里，他该发如何评论、该如何行事？这是最吸引我想象的。——罗杰斯的游记最出彩最值得一读的，正是他大段大段的议论——他自称途中每个国家的历史他都会事先认真阅读。可惜，在骑着ＢＭＷ摩托车一路飞奔的罗杰斯眼里，世界上最荒唐的经济体是非洲、是苏联、东欧以及南美，中国还轮不到他来批评。
　　罗杰斯从中国黑市得出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相对属比较健康的——他总能从黑市对一国的货币管制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出大致的判断。罗杰斯对中国经济极为乐观的评价和他对普通中国人勤劳的极端赞美，会让很多中国读者都觉得不可接受，“中国的蜜蜂比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也要勤劳两倍”。
　　所以，还是请哈耶克再骑着毛驴来中国一次吧。罗杰斯不只是名气太小，即便是索罗斯来，他也会和罗杰斯一样，不是到黑市就是到股市场去搞钱，对中国互联网上众多民间业余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哈耶克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是可以“急学先用”、不分场合地用在任何地方的。哈耶克被无条件绑架，这使得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任何社会现象时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哈耶克能出现在布鲁斯的队伍里，当然最理想不过，那个时代，在许多哈耶克信徒眼中，中国的金融是最“市场化”、最无政府干涉的，除了少数几个时候的特例，政府不铸造成色不足的铜钱以牟利。当然，这种混乱恐怕也非今人所能想象。
　　当时，中国流通的铜钱，随意摸出一把来，文明古国的历史感就出来了——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皇帝年号都可能出现内。不特如此，除了各地铸造的大小不一、成色不一的官铸铜钱外，还有大量私人铸造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定期地要出现一番是鼓励私铸货币还是禁止私铸货币的大辩论），偶尔出现“太平天国”和李自成之类政权的“通宝”也不必奇怪。当然，不能不说的是，还有铁钱。
　　至于银圆，其复杂程度丝毫不逊于铜钱。大清乃天朝上国，全世界铸造的银圆市场上自由流通，各地人根据对银圆图案的不同理解冠以完全不同的名字。许多银圆看不出图案来，因为上面被打满了成色鉴定的戳记，但这种面目不清、被称为“烂板”的银圆并不影响流通。不过，一直没意识到把白银从称量货币改为铸造货币的中国，白银的流通主要是银锭和碎银。如果，我们仅凭小说家文字中多少多少两银子就可松一口气，认为银子好歹还是不那么复杂的。这又错了。一直没有贵金属铸币的结果是，流通的银子成色颇有讲究，纹银、纯银、足银是纯度不同的大致分类名称，其下还有成色之别，如八成纹银、七成纹银。所以，同样一百“两”，银子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这还不算完，更严重的问题是，连一“两”该多是重，大家意见也不统一。根据铸造产地和机构的不同，“两”可分为官方标准和市场标准（官平和市平），而官平还分漕平和库平两大类。至于市平，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种，按梁启超后来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多种。——黄仁宇说中国人“缺少数目字的管理”，而吴思认为黄仁宇的“缺少数目字的管理”观念远不如他的总结深刻。他们一个系统研究过明代财政，一个研究官场生态学，当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不过，中国的货币数字是完全不能简单相加的，这点，吴思该没有黄仁宇的体悟。
　　——我们一点不难想象，长期币制混乱的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发育出精致的复式记帐法，亦无可能发育出需要精细管理经营的近代工商业。最后，当然也不大可能出现哈耶克这样的人物，虽然伟大的司马迁与哈耶克在大致观念上有着巨大共识。
　　如果哈耶克是这个时候抵达中国，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他后来总结的那个著名结论：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使得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垄断权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货币来，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相反，如果让自由竞争的各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则由于它们会关心自己所发行货币的币值稳定，因而可以避免过量的货币发行。因此，货币应当让自由竞争的私人银行来发行。
　　因为，一个到了战乱非洲实地考察过的医生，不会回到欧洲后对欧洲人说，从食物中摄入的营养越多越好，如果食物中含有大量动物脂肪则更佳。但是，他也更不会对那些快饿死的非洲人说，你们应当节食，不要吃动物的肉。同样的道理，１９０５年在中国穿行的哈耶克，绝不会说，我看到的是世界上金融制度最伟大最完美的国家——当时中国政府利用金融牟利的手段只能是制造白银与铜钱兑换价背离市场价，而不是大量印刷纸币。
　　也许，哈耶克会对中国混乱币制的历史成因发生好奇，他甚至会发现，随着中国主要依赖的铜矿越来越靠南，铜钱运出成本越加高昂，会造成南北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如果哈耶克更早５年进入中国，他抵达北京时，清廷正在讨论货制问题，若哈耶克接受皇帝咨询，我相信他会提出国家采用金本位或银本位统一币制，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替代铜圆和碎银。——中国当时不是金融市场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而是没有起码的现代系统。
　　此哈耶克与彼哈耶克绝无矛盾，就如劝欧洲人减少热量摄入的同一个医生，会告之世界，这里的人严重营养不良，他们需要食物。
　　前面不是安排哈耶克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骑着毛驴进入新疆吗？那好吧。３０年后，曾引起布鲁斯好奇的“东土耳其斯坦”特有的金币已经消失，把布鲁斯搞得晕头转向的复杂金属货币依然存在，而且货币体系事实上更复杂了，因为标以金属货币单位的纸制货币也开始并行流通，一部分为官方所发行，一部分为当地商号发行，此外，还有少数内地四大行发行的货币，而且他会注意到，当地商号发行的代表金属货币的票据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进制，——当地势力最大的山西商人与湖南商人把他们在家乡的习惯带到了新疆。不能不提的是，此时中国的硬通货也由金银一种变成了三种，外加鸦片和美圆。
　　但哈耶克该能敏锐地发现积极信号：仅仅三十年，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开始被市场接受，虽然这些货币可能各自分别采用十进制、十二进制、十六进制，但如果这些纸币最终消灭金属货币，并且各自做到辅币的统一，与相比以往，复杂程度已是呈几何级地被简化。
　　如果，此时统治新疆且被通货膨胀搞得晕头转向的金树仁突然天良未泯，他该在为哈耶克亲自签证时，咨询哈耶克。我想，也许哈耶克会给出个较３０年前稍微打折的方案：允许当地商会发行货币，但是，货币的面额和进制应该实现统一。
　　安排哈耶克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骑着毛驴中国，该是个伟大浪漫小说的题材，当然，也有可能是个悲剧，如果他打算到陕北看看红色根据地话。在我这里，哈耶克被安排的任务，只是要他在提出看似迥然相别的总结和建议时，顺带把外在环境、条件的根本不同说一道。因为有时那些抽象的结论被不附带上外在前提和条件被说出来，在许多人看来，它就是可以用在任何地方的。
　　当然，哈耶克还是有可能懒得废话：没办法，经济学是有原罪的，它虽与我们每个人相关，但对很多人来说，它又实在太过深奥，因此最好压根就不该要他们知道，否则，对他们来说，就好比土大仙原来是被王母娘娘附体，在看过科普手册后，又改为外星人附体了。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　ｓａｖｅ　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记一次快乐的旅游

                

                             莫之许

 

　　对一个盲人的超期羁押，不准保释，以及莫须有的起诉罪名，连同接二连三地发生阻扰律师取证、扣留其家人等践踏法制的行为，使得我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赶往沂南县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没想到，这却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旅游。

 

快乐理由一：原来没有黑社会

 
　　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之前，对于当出手骚扰律师和志愿者的众多当地“暴徒”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官方买通的黑社会还是官方的“自己人”，其实心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这些年来，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倾向一直被广为关注，也确实发生过政府官员借黑社会之手实现个人目的的案件，但是，具体到陈·光·诚案件，由于其影响早已经超越了当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情况下，地方当局如果有意识地利用现成的黑社会势力，必须得到上级的默许，而这在我看来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这将开创地方一级政权为政治目的利用黑社会势力的先例，其性质之恶劣，难以言表。

 

 　　所幸，我的这个疑问在沂·南法院门口得到了回答。冲我们而来的数十名大汉个个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且毫无地痞流氓之匪气，更多的却是成竹在胸，有峙无恐的“大气”，在冲突中分工明确，盯人准确，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死命抱住同伴，试图保护摄像机的时候，一个黄衫汉子从后一个锁喉，动作干净利落，直接将我放翻在地，显示了很强的专业素质，而在另一场冲突中，一个汉字用手死死掐住我的上臂，即令我动弹不得，所留下的指痕，居然经日不退，可见其功力多么深厚。后经旁边百姓指认，据称，这些人就是当地刑警，正与我的观感和判断相吻合，原来，当地政府毕竟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社会联手，而是自己假扮成了黑社会。

 

前几个月，针对当前的维权态势，我写了一篇叫做《更脏，但并不更坏》的文章，认为：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生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这一次，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啥叫“遮遮掩掩”，又啥叫“偷偷摸摸”，于是，快乐理由之一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判断，确实没有啥黑社会，只有权力“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伪装而成的所谓黑社会；也确实是不再“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了。

 

快乐理由二：原来没有暴徒

 　　在离京出发之前，心里颇有些忐忑，脑海里不时闪动着这样的场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口，突然涌上来一群面目狰狞之徒，一言不发即行动手，确实是一件颇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但是，就在东师·古村·村口，走近那一群人的瞬间，我突然发现，尽管有几个年轻人眼中有兴奋，有躁动，但更多的人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口中发出的声音，手上施加的动作，都更像是牵线木偶的举动，而不像是无理性的狂躁冲动。

 
　　一个搞笑的场景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也就不奇怪了：就在一伙人合力把车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同伴开玩笑地说：“是不是真要掀啊，要不要请示一下你们的领导？”就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样，几秒钟之内，一个站在旁边的人说了：“别掀了。”于是，刚才还一同发喊要掀车的人，听话地把车又放回了原处。我注意到，光着身子站在当地的所有同伴，都有点忍不住好笑起来。
　　原来，所谓的“暴徒”，不过是地方当局所用来制造恐惧的工具，我们后来也得知，这群人当中，有县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有当地的治保干部，比起上午的正规军来，这帮人训练不足，所以也有将邓永亮扯翻在地拳打脚踢之举，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上午的人一样，都是权力用来阻扰我们形使法定权利的工具，都是“遮遮掩掩地限制”的形式之一罢了。在我看来，不过是是一种赝品，很难给人以真正的恐惧，在这个夏日午后的阳光下，尽管我被这些所谓的“暴徒”追着打着，撕扯着我的衣服，推拉着我的身体，可我的内心其实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只想着如何把被撕烂的衣服藏起来作为证物——而我也确实成功地把它藏了起来，作为我这一次快乐旅游的最好纪念品。

 

快乐理由三：原来真不更坏

 
　　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的文化衫前往法院申请旁听，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逾越的地方，尽管我也知道，这样的举动在试图严办陈·光·诚的官权眼里，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挑战，但是，最终却只能假手伪装成“村民”的几十双手，在一阵骚动中不由分说地撕扯掉它，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行进在这一片土地上，却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进出派出所，也不得不容忍我们穿着它自由地来——虽然自由地去，却是光着膀子了：－）这表明，我们已经成功地将使用文化衫表达异议和异地声援，提升到了被允许的底线之上了。同样，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曾经写道：“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势，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就在我们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站在县法院门口合影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隔着一条街依旧打量着我们的那群人，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确信，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们背后的权力在想什么。由于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权力本身早已经明白，那种全面直接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手段已经并将彻底地失效，这也就是所谓法制社会之所以不得不被提出和推行的根本原因，但是，权力也更加明白，只要这个社会必须依据规则而统治，那么，制定规则的规则也就是民主规则的涌现，也同样不得不被提出。于是，权力所想要的，不过是继续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依据规则而统治这一本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举措，从而在当下，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甚至神经分裂的执政行为。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进程没有倒退逆转，只要统治者尚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我相信，依据规则而统治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必然在此基础上迎来民主规则的奠定。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的是，虽然是姗姗来迟，110还是出警了，也接受了我的报案。我几乎可以肯定，为我做笔录的人和抢去摄象机的人本身就认识，因为他甚至都忘记了向我询问抢劫嫌疑犯的特征就准备让我签字，还是在被提醒后才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番。试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忍不住想笑的场景啊：询问的人不仅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也知道被询问人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被询问人也知道询问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两个人却依旧要在哪里履行报案和笔的游戏！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双方都还共同接受了一个必须接受的规则，所以才合力演出了这么一场看上去非常滑稽的游戏。在《更脏，但并不更坏》一文中，我也说过：“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觉得，哪怕这一幕显得是如此滑稽，但这滑稽中恰恰隐含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则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了这个社会，以至于无论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需要对这一规则表示服从，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规则已经开始取得超越对立双方的力量，而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真不更坏的现象。

 
　　于是，带着快乐的三个理由，我们几个网友施施然离开了鲁西南，前往泉城，寻找在当地却素未谋面的网友，等待我们的，是美酒，是网友初次见面的典型场景——恭维与争论齐飞，八卦与主义一色。

 

 　　　　　　7月25日 补记于北京

 

最想做的10件事：

1、变成一个善于使用时间的人
2、写一本序言中有“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的书，非常牛逼的那种
3、陪父母在北京游玩
4、和爱人欧洲旅游
5、请被伤害过的人原谅
6、办一份杂志
7、到国外的学校里安静地读书
8、养三个以上的孩子
9、开一个书店或书吧
10、办一所小学

Q1：如何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恢复积极呢？
答：睡几个懒觉，到自己无法忍受自己

Q2：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要提出标准哦)
答：陌生的清新。

Q3：相比两年前,自己有什么变化？　
答：不再年轻了。

Q4：你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答：房子。

Q5：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答：时光倒流。

Q6: 你有没有过厌恶自己的时候？为了什么？
答：总是耽误时间，总是偷懒。

Q7：你希望怎样过这辈子？
答：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Q8：你觉得时间真的能冲淡一切吗?
答：很难。

Q9：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答：记得，遇歧路失道

010：一定要自杀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方式？
答：切腹，拒绝介措手——唐岩TMD加的什么破题啊

加题：你最不满意自己的是什么？

被我选中回答这些无聊问题的人：汉奸羊、释永刚、李方、羽良、九段

附：上家唐岩的

最想做的10件事：

1、回到2003年年底刚到北京的日子
2、当一个色情场所鉴定家
3、去温布尔登踢球
4、在《大唐》里当个从不失手的杀手
5、和杨钰莹一起去欧洲旅游
6、能够不劳而获
7、去北影读书，但不要上课
8、当个好玩的爸爸
9、父母安静离世的时候我能陪在身边
10、我离世的时候，有人为我掉滴眼泪

Q1：如何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恢复积极呢？
答：苦熬

Q2：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要提出标准哦)
答：真的不知道。诱惑太多，种类也多，似乎N多类型都合适。

Q3：相比两年前,自己有什么变化？　
答：两个人变一个人。

Q4：你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答：想回北京，但舍不得经济损失。

Q5：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答：时光倒流。

Q6: 你有没有过厌恶自己的时候？为了什么？
答：多了去了，因为对不起别人。

Q7：你希望怎样过这辈子？
答：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Q8：你觉得时间真的能冲淡一切吗?
答：当然。

Q9：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答：不记得拉，似乎不太久，但忘了为什么。

Q10：做这个游戏除了满足小小的隐私暴露癖外，还有什么奖赏？（我删掉这个问题吧）
答：删掉。

我加的问题：
010：一定要自杀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方式？

被我选中回答这些无聊问题的人：教官、大贼、回族胖子、王开、啸天

10+1+5游戏玩法：
10：请列出10样最想做的事情(短期/长期均可)
+1：被点名人士除了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还要在最后出多1条问题。
+5：加5个朋友，顺道去他们的博客留言，告诉他们被点名了。

　　越来越理解那么多研究文／革的人为何私下强烈反对搞什么文／革纪念馆了。
　　
　　一者、巴金本人对文／革的认识以及他对文／革纪念馆的表述与我党那个决议并无太大出入，那么这个纪念馆纪念什么？难道是纪念我党为毛辩护的那个文／革谎言？二者，大量文／革史料未充分披露的情况下，即便我党现在突然开明了，准许建，那么塞进来的肯定是决议那套东西，这套东西与西洋楼主人这帮善良的孩子认为的错误不同，其错不在否定文／革，而是为不否定毛，不刨党的祖坟而对文／革真/相的曲意回护。

　　譬如，１９６７年２月发生了什么？在今天官方的浩大历史叙事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正气浩然的“二月逆流”，即一批老革命终于很生气了，骂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当时官方报纸也猛批了一阵“二月逆流”。但在那个时代对最多数人影响的事件是什么？是“二月镇反”。但这个当时让所有监狱看守所都暴满、被迫借用学校、机关来关押人犯，有数十万人遇害的大规模镇／压，却在官方有关文／革的资料里不见一字，无论是金春明还是苏采青等人撰写的文／革大事记里，都只有高层党内健康力量对文／革的反击，以证明毛并不能代表党，总体上党的肌体还是健康的，至少有很多健康力量的。

　　历史总会对细节做出选择，但是，是保留证明党有健康力量的细节重要呢，还是保留毛以及党对人民的残暴细节更重要？答案不言自明。而这样的选择，实在是有很多啊。

　　何为伪史，何为信史？文／革就是。
　　
　　最有趣的，还是那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今天回顾，最早的五一六，无疑是毛责东在学生中真正最纯粹的知音。如果西洋楼主人同学早生四十年，该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吧。该组织拥有真正的火眼金睛，早在１９６７年就发现党内其实周恩来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最大叛徒。于是乎，毅然奋起，未奉旨就先造了周先生的反。
　　但是，在毛的心里，不同性质的敌人清算的顺序大有不同，他的敌人首先是危及其权力的官僚，其次才是妨碍其实现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公社理想的官僚，周显然是后者，但周的滑软又决定，无论毛想以什么体位折腾中国，周都会顺从地帮忙。因此，至少在毛还没找到大批能理解他的同志之前，周这种内心反感但却乐意配合的人暂时还是要保留的。

　　于是乎，可怜的毛的小知音们被毛本人残酷地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
　　——镇／压五一六，从１９６７年８月末延续到了１９７２年，是文／革中被镇／压的反动集团中延续时间最长、抓人抓得最多的一个。最恶搞的是，最开始的牺牲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贴心的中学生，到了最后，不但萧华、杨成武这些人成了背后的组织者，连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林彪、叶群都统统被圈进来算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当然，王、关这些人一点也不冤枉，他们知道毛迟早要搞掉周，但却不知道毛要搞掉周的时间表，也许是立功太切了吧）。如果它不是牵涉了太多的大人物，又在当时官方宣传机器上出现得时间如此之长，很难认为它会被认真提及。
　　有趣的是，各种官方材料你可以看到不得不对它都有提及，但却没有一个能要后来者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题了几句要这些人的命的批语外，毛还在干什么？周又干过什么？江妈妈在干什么？一切都没有答案。

　　中国有很多很多像西洋楼主人这样的毛的后来知音，都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忿忿不平，以为蓄意妖魔化了伟大领袖。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攻倒算。


　　同志们，不要不知道真相就乱冤枉好人啊。该决议中关于文／革的这一部分，是毛的大秘胡乔木同志执笔地，而且得到了邓／力群同志地大力帮助，关于乔木同志这段文字对党内的答疑，是力群同志亲自写地。

　　如果乔木同志和与力群同志尚不可信，那么党内我们还可以信任谁呢，还有谁能代表更坚持毛主义呢？毫无疑问，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对伟大领袖毛的评价，虽然令今天的许多年轻同志不快，但这却是党内迄今为止能得到的最高的评价了。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得到天下

　　审判赤柬的国际法官两个月前已公布名单，但开庭时间却被不断延迟。当年的罪恶魁首大都以死亡逃脱了惩罚，而柬埔寨长期的战乱和动荡则使那些基层罪犯自动被赦免。今天对红色高棉的审判多少流于一种正义必将昭告天下的意味。

　　不过，乔森潘同志还是没闲着，曲曲折折地找到中国大陆的书商，希望他为自己辩护的自传能在大陆出版。是否他指望这能得到中国的同情在最后施以援手？今天柬埔寨不断有人要求中国政府为自己的罪恶忏悔，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再趟这混水了吧。

　　中国经常有善良的报纸说，赤柬人口灭绝政策是西方大事夸张的造谣诋毁。如果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的仇恨必然不可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构才可信，那么，这些善良的同志还是相信赤柬大屠杀的数字为好，因为赤柬执政短短几年造成的人口灭绝，并不是西方公布的，而是越南公布的，那些大屠杀的万人坑不是西方人发掘出来的，而是越南，最早揭露柬埔寨残酷大屠杀的，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如果越南是侵略者而不信，那么此前最早向世界披露赤柬早已把首都金边变成一座无人空城的电影证据，也不是西方记者，而是南斯拉夫记者在汽车里偷拍的。

　　人类直到进入二十世纪，才发明了一种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比长期残酷战争消灭更多人口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奇迹只在越南成为惟一例外，当然那些制度是被强加于人的傀儡国家就好得多，比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外来者总不好像在本国那样亲自去动手，否则，矛盾就由内部矛盾变成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它们人口消灭的办法是逃跑，一旦傀儡国家彻底独立，它还是会补上消灭人口的一课，比如我们的邻居朝鲜。但大量消灭人口问题，似乎还是有规律可循。愈是这种制度在全国建成的过程迅速，则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效率和热情愈高，愈是过程艰难长期，则效率和热情逐渐降低。前者如苏联、柬埔寨，后者如中国。

　　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中国消灭人口的热情和效率较低的观点，因为按照中国官方含混不清的说法，中国被消灭掉的人口也是这些国家中数量最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显然中国的消灭比例是非常低的。

　　中国最终消灭人口的效率低下，我以为与制度建立过程之漫长艰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中国建立该制度过程之艰难漫长，最初那些最狂热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在奋斗过程中被牺牲掉——这种理想主义事业的组织成员淘汰过程，肯定是一种逆淘汰的过程，越是理想主义者越会最早被淘汰掉。先是十年内战，再是八年抗战，再到最后又是三年内战。理想主义者如果还有活下来的，恐怕早就边缘化了，要么就是遭遇现实血淋淋的教训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最简单的对比，是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我党农村政策的本质区别。更别提我党三十年代在白区的极端政策与四十年代的统战工作之别了。如果我党１９３０年就夺得天下，还会有四十年代那么多糊涂的知识分子同情入股么？以我党三十年代在苏区对自己和对百姓之残暴，不难想象当时我党若一统江山，在全国会发生何等人口消灭的壮举。毕竟当时我党控制地区是反动势力最小，反动阶级最少的地方，饶是如此，尚有如此之多的敌人可杀，一旦我党获有花花世界，何时才得封刀。

　　数年前，在郴州参观湘南暴动烈士纪念陵园，刻有七千多名字的纪念碑旁边，还有个夏明震的墓，此人之兄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今天官方史称，夏明震死于“受反动分子煽动农民的胡乱砍杀”。实际是夏明震同志未考虑到环境是否允许，就断然奉命把京广线两百公里沿途城镇村庄全部迁到山中，然后一把火全部烧光。想来，波尔布特同志知道都会说，此事“秃森破，馊耐夫”，须建立全国政权后才好搞。果然，原本跟着干革命的农民一发喊，扯掉红带子换上白布条。乱矛杀了夏明震。彼时夏明震才年方十九，做事激烈，须怨不得他，而发布命令的中央同志要在今天，连进入第四梯队的年龄都不够。

　　——“三岁看大”。我党当年的作为，注定了得到江山之后，要重新清算股东，重新清洗董事会管理层。自然，首先要与受鼓惑欺骗入伙的民主人事分道扬镳，——除非你是彻底旧式的帝王身边帮闲遗老之类的人物（——毛特别喜欢这类苍蝇般的人物，如章士钊、周善培、张元济，至于新派民主人士，则是一个不喜欢），再接下来，是清算自己周围的同志，先是观念路线不同的，后是“事务主义”的。如果毛把这一切提前二十年，在抗战结束后就立即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按照自己的理想折腾，他就不会睡在广场而是埋尸某个荒山沟里了。

　　有个不能不说的问题是。今天都说斯大林同志的残酷和列宁同志临死之时对斯大林的警惕，仿佛苏联人民如果“选择”了其他领袖，或者列宁不死，苏联的灾难就会小得多。本人严重不同意这一总结。事实上，就官方史料中可见的斯大林与列宁的观点之争来看，就经济问题的观点，以今天标准，显然斯大林要更为正确，更刘少奇一些，而与斯大林那些斗争失败的同志，其观点未尝不比斯大林同志的更严酷。某种程度上，苏共建立政权时，领袖群体中残留的理想主义者要远多过中国，斯大林多少扮演了这个淘汰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如果按革命理想看，毛泽东是典型的托派，不过，“托派”这个名字在毛那里变成了清洗斗争自己同志的棍子而已。如果当年是托洛茨基同志上台而不是斯大林同志，苏联人受的苦难和死掉的人，也许远多过斯大林时代。也正是由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有强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苏联控制之外的世界，托派才有更广泛的号召力，也正是因此，后来替代了托派地位的毛主义在世界有远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感召力。

　　斯大林同志残酷归残酷，但或许还真算得上正牌的马克思主义，早年深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影响的毛同志，脑子里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倒没太多关系，所以才有比斯大林同志更浪漫的建设人间天堂的妄想。这点，波尔布特算是毛最好的学生。
　　当然，毛获得江山时，年纪已比列宁死时还大，比斯大林掌握全国大权时也大得多，所以，折腾起来的热情不复年轻时，而党内理想主义狂热分子大都被残酷革命淘汰，其他领袖被长期的革命搞得终于的成熟务实了许多，尤其是中国建立建立江山时，是用枪支人马与其他小党一并参股建成的董事会，这大大增加了毛折腾中国人民的难度。尤其是，我党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对外广告和自我教育被迫参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理想，而非苏联革命式的意识形态理想。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会是何情形？他在党内的高层同志大都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比毛更狂热者大有人在，因此不会有来自整个党内从上到下的抵制，新政权中不会有那些当作招牌的民主人士、那些需要消灭的资产阶级、那些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宗教上层人事、那些民族人士……总之，没有这些人在政权内碍手碍脚需要分而治之，只有政权内的团结一心，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我们不妨直接看看赤柬掌握柬埔寨江山后的作为。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货币、消灭商品交换、消灭社会分工、消灭社会科层组织……这些无一不是毛的理想，不过在着手之前已经永远失去了机会而已。发动文／革，虽是为理想铺平道路的准备，但大伤元气及毛本人深刻感受得到的强烈反弹，使毛只能把这些空想带进水晶棺内。

　　如果毛在１９３０年就一举获得天下，中国一定会创造和平时期消灭人口的绝对记录：
　　赤柬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里，为实现革命理想，消耗了８００万国民中数百万辜负了伟大理想的人口，具体数字有所不同，最大数字是今天的一种说法３００万，多数人认同的是２００万，最少而似乎只为中国使用的是１００万。按照三个数字的比例，则毛１９３０年掌握天下，将在三又八个月里消灭６亿人口（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为５.８２亿，考虑到１９３０年后中国战乱造成人口大量伤亡，算当时人口同于１９５３年水平）中的２.２５亿、１.５亿、７５００万。

　　——上述数字仅为用各种方式肉体消灭掉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团结一致抵御外辱，排除境外干扰，则被消灭的人口，除了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按同样速度增加外，还要加上饿死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人口。

　　虽然这个数字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口国家采用这种制度。

　　当然，按照毛责东同志在二十一世纪的知音“西洋楼主人”同学“不是主席辜负了人民，而是人民辜负了主席”的说法，这些“辜负了主席”的人民逐渐都被消灭掉，也不是不可以。

　　

　　　　　　是什么妨碍我们认识日本

　　1989年，中国人还在热情地学习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一位名叫比尔·艾默特的英国驻日记者写了本《太阳会沉下山》的书，预言日本经济将会走向崩溃，2003年，中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奇迹欣喜不已并认为日本早已过气时，又是这位艾默特预言日本经济将东山再起，他写了篇《at Last, Japan is Flying Again》的文章，接下来又写了本《the Sun Also Rises》（太阳还会升起），艾默特再次准确预言了日本经济将重振的走势。不过，此时的艾默特早已由《经济学家》的记者变成总编了。

　　——艾默特之不为中国人熟悉并不奇怪，因为，日本经济在小泉时代已走出困境亦少为人知。中国人通过媒体所知的，往往仅是小泉上台以来的对外强硬态度。——如果对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所知无多，则对小泉获得极高支持率会亦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如果想了解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如何进行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是这方面最权威的的实证作品。

　　作为一个较长时期关注日本的新闻人，我很在意中国同行对日本的报道和介绍，而且经常对比中国新闻界与其他国家对日本报道介绍的差距，——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新闻人对日本的报道介绍，不但肤浅而且非常片面。以今天中国新闻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中国记者中永远诞生不了艾默特和吉莲·泰特这样的人。——日本经济衰退已过去十多年，但今天，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总结，几乎还一边倒地认为，是日本当年接受了“广场协议”上了美国人的当，但笔者接触到的日本记者或官员却无一认同这种阴谋论。比这种肤浅认识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天欣欣向荣的经济奇迹下隐藏着的经济体制问题不但与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甚至更为严重。

　　新闻如此，有关日本的学术与通俗书籍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惜的是，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尽管近年中日关系渐趋微妙，有关日本题材，不但总是媒体热点，而且相关的书不断出版，但中国人了解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其间的距离不但没有被缩小，事实上相反，很多时候，阅读日本只是在强化固有的想象。

　　而在日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题材之广泛远远超过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凡举今天中国热点的三农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贫困生失学、房地产泡沫乃至环境污染问题，统统可在日本书店找得到相关书籍。更不要说多如牛毛的中国历史类书籍，光《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就差不多和日本战国群雄打了个平手，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更是应有尽有。应该说来，这类书只证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及日本对邻居当下发展的关心。当然，日本书店永远少不了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同样，与“警惕日本”相对的是，各种名目警惕中国的书也林林总总。但最恶毒诅咒的，往往作者却是旅居日本的台湾人，不过，国内媒体在介绍这些恶毒的作品时，经常会忘记顺带介绍作者的身份。

　　——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上下都在丧心病狂地打中国的主意，虽然我们经常会被人告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逻辑。因为它反过来还可以说，因为日本人对中国暗怀非分之想，所以要研究中国。但事实上，就我所知，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这样喜好关心浩大政治，更无中国这种人人皆能成为国际战略家的热情和天赋。

　　不错，中国是距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作为落后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投入了最大的研究力量，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介绍水平，离那些对日本并不太关心的发达国家还有着天壤之别。最近，一位著名学者为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日本的通俗作品作序，序言中写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那么肤浅，充满了误区和盲点？”但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序言中多少就充斥着肤浅的认识和误区，甚至不妨说，那本书本身就无意中强化了对日的肤浅认识，算是对序言中问题的最好注解。

　　我们这么关心日本，但为什么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流于肤浅并充满误区？一方面，这是国家整体研究教育水平的体现，中国学界和大众传媒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落后，不但体现在对日本的研究了解水平上，同样体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就是，中国对日本缺少一种平常之心。无论日本之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上有怎样的特殊性地位，但我们不可以把特殊的情感带到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中去。否则，我们认识和了解的日本，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日本国民，仅仅是一个仇恨想象中的特殊族群。

　　不能不说的是，尽管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总是长盛不衰的热门，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很大部分题材都集中于60年前的战争上，即使谈到今天日本，也多半是一种对前者的延伸阅读，纯粹研究介绍今日日本的书，不能说没有，但大都躺在冷僻的角落，在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永远热闹的是6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日本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景观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你很难看到关于古代日本的中文书籍。如果书店的书是面镜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几乎还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那个日本，至于当下的日本如何，若不能理解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今天的日本，只能说明，多数人认为今天的日本就是昨天的日本。

　　不过，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日渐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由于两国民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除了新闻媒体和学界外，民间个体的观察和认识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而且，对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关心者能超越不是为仇恨的动机，不是因为“日本威胁”的紧迫，只是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世界认识了解的好奇。不能不认为，也许这才是中国人能平和真实地了解日本的开始。从《幕府大将军》、《最后的武士》、《军国幕僚》这套书中，也不难看出，中国民间历史爱好者对日本的研究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水准。这三本书的作者无一是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而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或旅居日本的华人。

　　如果说，武士精神是一把解读日本近代历史走向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三本书恰好讲述的是武士精神在日本不同时期的折射。《幕府大将军》介绍的是一代枭雄德川家康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历程，如果我们要从这位对塑造日本历史的巨人身上找到近代日本历史轨迹的隐喻的话，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位才智在当时并不出众者的身上的隐忍和忠诚，并且靠着长寿，终于熬到了群雄俱灭，一统日本。德川氏的隐忍精神是日本武士刚健倔强的另外一面，在美国佩里“黑船”打破日本锁国政策时，日本人由激烈的“攘夷”转为“开国”，在1945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发出“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后，准备“一亿总玉碎”的日本军民立即放弃抵抗，都是典型表现。

　　而《最后的武士》虽与好莱坞著名大片重名，但却远非那部浅薄猎奇作品可比，其对日本幕末维新志士当年活动的详实介绍，也许在大陆中文世界是仅有的，除确其知识性和趣味性外，如果有心对比中日两国先后与西方世界接触并开始“师夷”为何结果却迥然不同，也许这是个非常不错的窗口。除了当年的日本是封建制改变起来较容易而中国高度的集权专制体制难于变革外，日本当年的变革推动者是“草莽崛起”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而中国变革的推动者早已人过中年，功成业就需要面对满清统治者猜忌，这种巨大差别亦是重要原因。——想当年满清中兴名臣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资质气度当远胜崛起于草莽的伊藤博文等人，但，老树新枝无非枯木逢春的回光返照，何得日本新树初立的无限生机！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是，当初的日本维新志士，其实不乏义和团式的色彩，譬如高杉晋作，在1862年到上海见过世面后，一方面对西方世界的技术极端震惊，但另一方面深恨西方人在中国的作威作福，回国第二年就把英国公使馆烧了，还拉上小兄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组建了一支“奇兵队”，抗击英、美、法、荷四国入侵军队。但是，惟其年轻，故能义无返顾牺牲一切地全身投入到日本的变革之中。读到这本书，难免要人感慨：先有发奋的青年，后有发奋的国家。

　　至于《军国幕僚》更是本奇书。今天，我们探讨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多少已习惯性简单地将其总结为日本的国民性或日本狭小的天然禀赋，而忽略总结其制度原因，尤其是当年国家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巨大缺陷。《军国幕僚》也许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这方面的著作。该书作者是长期旅居日本对日本近代历史颇有积累的华人。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军事体制从维新时代开始的形成过程，以参谋本部和参谋为观察重心，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到最后使日本灭亡的二战的不同作用进行逐一分析，详细分析介绍了日本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军事管理体制，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武士的“下克上”极端放大，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必然失败的战争中去的。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会使不少读者获得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解读视角。它不仅使我们对了解当年日本为何发动一场战略上极端失败的战争有所帮助，亦可对今天日本的再认识有所帮助。这三本书连到一起读，也许更易于令我们了解认识武士“下克上”传统是日本迅速出演了一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命运。

　　这三本书出现在中国书店书架上时，也许可以说，中国社会已在开始真正尝试了解日本。当然，民间人士出于兴趣的观察和认识，对日本的认识和介绍很难有深厚的学理背景，不可能达到像艾默特那些人的水平。不过，别忘了，当年的戴季陶、王芸生都不是真正的学者，同样缺乏深刻的学术背景，但不妨碍他们对日本有较深刻的洞见。而且，在趣味性和知识性上，这三本书都迥异于今天任何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籍，仅此而言，这三本书也值得闲暇之时展读一番。

　　　　　“流浪者”的民主教育
　　　　　 印度德里的“蝴蝶工程”

　　在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文 □ 特约撰稿员 庞辛（发自伦敦）

　　“Democratic education”（民主教育）这个概念在中国还比较陌生。它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提倡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由学生自行选择学习科目及是否上课；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商定；老师没有权利指责学生的任何选择；学生的考试成绩也不列入学习报告中……总而言之，这种教育概念旨在推进自主型、开放式和无权威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精神。根据“另类教育资源组织”（The Alternative education resource organization） 所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在全世界31个国家中，有184个这样的民主学校。

　　传统学术界对于这种他们认为放任自流的教育态度一直争议很大。矛头集中指向了“民主”二字。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教育制度能被一些家庭接受的话，也只能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对于平头老百姓来说，这种教育态度是一种灾难。因为处于下层阶级的孩子习惯于被权威指使，一旦给予他们自由，他们是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做正确决定的。因此，我想找到一个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下层阶级群体，他们用于解决问题的哲学来源于自身的本能，而不是一些我们能想到的固有的概念化的模式，试图从中发掘出是否民主教育同样能够生存在平民窟的塑料帐篷里。

　　今年2月的一天，我收到英国民主教育学家Gribble先生的新书：“Lifelines”， 其中的一个故事吸引了我：

　　15年前，在印度德里，一个叫Rita Panicker的中年妇女，在接触了众多无家可归的街头儿童后，发现这些儿童不仅一贫如洗，没有丝毫的人权，以打工为生，而且经常受到成人的骚扰，警察的欺负，无处栖生，不被任何学校接纳。他们大多露宿街头，每天需要工作16到18个小时，被人歧视，生活状况极为令人同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成为最后一项他们能想到的事。于是她开始用个人的力量关心和帮助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把教育引入他们的生活中。从此，当初在街头流浪的800名儿童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自己的银行， 开始明白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15年间Rita也从个人发展到有70多名教员，11个教学点，一座办公楼，拥有国内外多方资助的颇有规模的蝴蝶工程。其受助儿童也达到了1100名左右。
　　本着想知道更多的有关这个组织的情况，3月底我专程前往印度德里访问了这个在印度家喻户晓的非盈利组织——“蝴蝶工程”组织。

　　第一天在德里

　　3月底的德里气温已经开始攀升到30度以上，从旧德里的酒店去蝴蝶工程的办公室新德里有10来里地，一头扎进一辆电动三轮车（印度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踏上了喧嚣拥挤的大街。一路上一旦车停在红绿灯路口，总有七八岁大的孩子挤到车前，卖报纸、水果、鲜花什么的。一个晃着一只空袖口的小女孩挤到我车边，向我要钱，司机大声呵斥她，赶她走。我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司机，他索性抓住小女孩的衣服，一掀开，原来她的另一只胳臂藏在衣服里。“她骗你的，不要给她钱。”车开始移动，望着被车流甩到后面的她，我心想为了生存，这些孩子到底都学到了什么？

　　我在“蝴蝶工程”的办公室里见到了Rita和其他两名员工，Rita让其中一名员工Zaved带我去各个联络点看看，于是我们又投入到滚滚的车流中。路上，他向我解释说：“蝴蝶工程”没有教室，取而代之的是11个联络点，每个联络点有两名老师，他们和附近的街头儿童商量达成一致的时间，通常是生意清淡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上课。这些联络点都是在商业繁忙区，比如火车站、市场、旅游点这些孩子们可以找到赚钱机会的地方。

　　德里这个城市很大，我们一天只看了5个联络点。在新德里的火车站，上午10点到12点，火车不多，散布在车站各个角落的拾垃圾的儿童开始背着空编织袋陆续往12号站台的联络点汇集，一男一女两名老师正和孩子们聊天，10分钟后，看孩子们来得差不多了，老师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教材，正要发话，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汽笛声，孩子们腾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抓起编织袋就向火车跑去，我看了看老师们，发现他们不惊不恼，一脸从容地坐在高高的麻袋上面。而远去的孩子们，已手脚麻利地跳上了奔跑的列车，在旅客下车之前，收拢留在车上的空矿泉水瓶，我打听到四个矿泉水瓶能卖1个卢布，相当于人民币2角5分钱。火车离去，站上剩下这三四十个拣矿泉水瓶的孩子和三四十只在站台顶棚观望他们的猴子。老师打开书本，准备重新开始……

　　城南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下午的阳光下发出阵阵腐烂的味道，我们一头钻进飞舞着成千上万苍蝇的塑料大棚里，找到了正在上课的一群孩子。每人旁边的编织袋里都露出几个印度特有的紫红色的洋葱。他们主要靠捡摊主选剩的次等洋葱，拿到外面的市场去卖。有三个男孩并没有参加课堂，而是挤在旁边一个一尺见方的窗户前看屋里正在放映的电视节目，神情极为专注。其他的孩子看到我们的到来也兴奋地要我给他们拍照，我歉疚地看了看老师，觉得打扰她上课，她却只是微笑摆摆手，让孩子们围着我嚷嚷到：“photo，photo”。

　　最后一个联络点在印度最大的清真寺Jama Masjid，这是一个旅游热点，从2号门进去，走不长就能看见右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垃圾成堆，蚊蝇飞舞，人畜屎尿的恶臭让人窒息。这里聚集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其中有贩毒的、卖淫的（包括人妖），或驱使自己的小孩去向游客要钱的。我惊叹于“蝴蝶工程”有勇气在这样的地方设立联络点。当我们来到空地的一块树阴下，一群不到10岁的女孩子，每人单手抱着一个婴儿向我们跑来，不禁心中一颤。放眼望去，四处尽是光着屁股乱跑的半大孩子，成年男女围在一起打牌，认真地赌着每一个卢布。Zaved告诉我女孩子在这种地方就是悲剧，除了当妓女没有别的出路。十三四岁时家里就让她们去卖淫挣钱。“那你们怎么帮助她们呢？”“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有一个卫生医疗车，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

　　一天下来，我头脑里现有的教育定义不断地被否定着。在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即使政府免费让这些打工的儿童去学校上学，他们会去吗？我把这个疑问提给了Zaved。“如果都去上学了，谁去干活养家糊口呢？”他反问道：“在下层阶级里，大家都明白一条道理，不干活就要挨饿，所有的小孩从七八岁开始就要走上街头，挣自己的口粮。”

　　“那他们为什么来你们组织的联络点？你们教什么呢？”这是我一天下来最大的疑问。

　　他告诉我：虽然“蝴蝶工程”为每个联络点准备了一些普通学校用的教材，但上课内容要根据当天情况而定。孩子们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比方说被警察欺负了，那当天的课堂时间就是来讨论怎么解决问题，查寻相关的法律信息；如果一些孩子提出如何清算当天的收入时，这节课就成为数学课。如果孩子们问如何向外国游客销售纪念品，那就要教他们从“Where are you from？”（你从那里来）开始。这些孩子虽然一贫如洗，脑子却聪明得很，记性好极了。但他们自由惯了，不愿意受约束。如果按照正规学校的教育模式，没几天孩子就跑光了。根据街头儿童的生存现状，“蝴蝶工程”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在课堂上只是玩耍不读书，不写字。如果他们愿意画画，他们可以画一下午，没有人会去干涉。做愿意做的事情，选择愿意学的内容是授课的原则。许多儿童想知道一些经商的技能，怎样不生病的知识，于是，在“蝴蝶工程”的教案里，就有了一系列的实用的教学内容，比如：生活技能教育，市场技能教育，健康保健教育，计算机培训等等。

　　这便是“蝴蝶工程”的教育理念所在。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增长学问，更是为了生存”的意识，不是很切合民主教育的精髓吗？

　  自助银行、集体宿舍和BBC流动宣传车
　　
　　离开家庭的街头儿童因为过早地接触社会和成人世界，失去了应有的儿童时代。他们辛苦地挣钱糊口，有了钱，他们也会像成人一样去赌博、喝酒、抽烟，看黄色电影。在德里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能源房”，得名于附近的一个发电厂。它其实是一个黄色录像厅，里面黑暗肮脏，老鼠四处乱窜。因放通宵录像，对没有地方睡觉的街头儿童来说是个好去处，但他们往往逃脱不了恋童癖的侵犯。就此“蝴蝶工程”为他们设立了银行，他们给百分之百的年息试图让孩子们把每天赚的钱省下来存入银行，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否能活到那个时候，后来“蝴蝶工程”把利息改为半年期，这才有了“客户”。在旧德里车站边，“蝴蝶工程”为附近的40多名街头打工男孩找到了一个一百多平米的房间，里面设有银行和医疗保健室。银行由大人监督，孩子们自己管理。我去的那天，当班的是一个10岁的男孩，拿着账本，仔细记录着账目。另一个刚干活回来的男孩交给他5个卢布，我一看他的存款，已经有200多卢布了。我问他存钱想买什么，他说想要一个玩具手机还有维他命补充片，我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缺维生素，这个9岁的孩子很老成地说：“我正在长身体，需要这个，姐姐（老师）告诉我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蝴蝶工程”为他们提供晚餐，孩子们付3个卢比（合人民币8角）能吃到一顿饱饭，吃完盘子一收，大家到门外排队，一个个搜身进屋，说是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烟或毒品。地上铺的毯子是“蝴蝶工程”提供的，100多平米的房间里很快躺满了四五十个劳累一天的打工儿童。

　　随后的几天，我跟着“蝴蝶工程”的BBC流动宣传车穿梭于各个联络点。这个和英国广播公司同名的广播站，名字来源于“蝴蝶儿童广播”（Butterflies Broadcasting Children），它收录了许多各种媒体对“蝴蝶工程”的报道及对街头儿童的采访。它谈论儿童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意义，在11个联络点轮流播放。广播车每到一处，除了街头儿童，四周的闲杂人员也都围了过来；节目结束，人们散去，老师们默默地收拾好广播，开往下一站。德里的交通极为拥挤，有时候从一个站到下一个站需要走1到2个小时，老师们一般都自带午饭，渴了就花1个卢布在路边的水摊灌满一瓶水。我对他们这么辛苦的工作颇为敬佩。我问广播站的站长Tajpal 如何来证明“蝴蝶工程”的教育方式成功了呢？他给我列了四条标准：

　　当孩子们相信成人的时候
　　信任对于这些街头孩子来说是最难培养起来的一种关系。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不仅警察、老板打他们，连自己的父母也提起鞭子抽他们。如果一天下来没有拿到几个钱回家。任何对他们友好的表示都蕴藏着被性虐待的危机，如果什么东西不见了老板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们，工资经常被拒付，警察要“管理费”……他们对“蝴蝶工程”员工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昂贵的信任来之不易，当初Rita 和几名教育工作者整天走街穿巷，和愿意同他们聊天的孩子交谈，去发现他们想要什么，想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这种信任的获得从一方面来说直接得益于教育者没有试图强加任何东西给孩子们：他们只是给出建议和帮助，如果孩子们想学习他们给提供学习的机会。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习资料永远都在那里，永远对他们开放，许多孩子选择学习正是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去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对孩子们的尊敬。他们没有把“蝴蝶工程”当成一个慈善机构来运营，而是遵循劳动者是有尊严的原则。

　　当孩子们得益于知识和技能，可以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抉择的时候
　　BBC流动广播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BC广播节目是由英国议政会赞助旨在培养街头儿童做他们自己的采访节目。他们为甘地和平基金制作过一些有关德里儿童权益的节目，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同时成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听到的那期是一组有关街头女童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里面有很多街头采访录音，均出自于他们自己之手。

　　Tajpal给我看了孩子们对广播站未来的期望：
　　“如果我还活着，我希望将来能成为BBC的记者。”
　　“我想在广播里教其他孩子我在这里所学到的。”
　　“我希望我能学到更多新的知识。”

　　除了老提到“如果我还活着”这样让人心悸的话外，他们的生活态度还是很积极的。“蝴蝶工程” 为街头儿童树立了个人发展目标，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帮助孩子们树立了更大的抱负和协作精神。

　　当孩子们学会读和写的时候，即使他们也许得不到什么学历证明
　　德里的街头儿童一般都不会读和写。他们所学的东西全靠记忆。因为不会读写，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好。不过在Jama Masjid的贫民窟，我去了几个早晨都看见所有10岁以下的儿童在“蝴蝶工程”老师的带领下在学习读写“A、B、C”, 孩子们用的练习本质量出人意料地好，铅笔也是崭新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旧德里火车站附近的集体宿舍里，我看到大一些的男孩在出黑板报，也是让人感到欣喜的。Tajpal说据他们估计百分之六十的孩子如果上六个月的读写课将能够达到基本的读写水平。

　　做有信心的人，充当社会主流。

　　我在德里看到的街头儿童有着出乎人们想象的自信，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许是他们能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有一个13岁的拣垃圾的男孩告诉我说：“我能在街上混下去，这是我信心的来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刚刚开始流浪于街头，他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太弱了，还不能在这个道上混。然而一旦他走上街头，他就要懂得和命运去争，为生存而战斗。恶劣的生活状况教育了他，给他信心，使他强起来。

　　Tajpal 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孩子是受到很高教育的群体——他们知道怎么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他们在许多方面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他们的教育不应该有权威的意念，教材不应该是孩子气的。”

　　我问：“一般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是需要大人来指导的。”

　　“指导什么？”他反问，“指导他们成为社会主流。”我回答，他提高声调说：“我认为街头打工的孩子已经是社会主流了，比那些在学校呆着的学生主流得多。”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带我去德里最大的香料市场Khari Baoli，黄昏十分，他在忙乱的市场里找到几个正在扛包的20出头的小伙子，他们过去都是“蝴蝶工程”的学生。长大后虽然也试过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最终还是觉得适应街头生活。他们告诉我“在街上当搬运工很好，能挣到钱。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街头生活，不愿意给别人打工，自己给自己干最好。”

　　看着他们和过往商户打招呼聊天的情景，我能想象这街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在印度，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就像Khari Baoli永不停息的车水马龙，你能不说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

　　不可或缺的民主教育

　　一直以来，无权威的民主教育被认为是感情用事的，从“人本为善”的角度滋生出来的理念。在印度德里，我看到太多有关责任，关心他人，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例子产生于糜乱的、野蛮的和肮脏的背景中。这不是感情用事，这是事实。

　　在“蝴蝶工程”的民主教育实践里，有四个基本的原则：自由、信任、温暖和爱。只有当教育者意识到这些因素在教育中的作用时，教育的结果才会体现在尊严、责任感和关心他人这些美德上，也才会寓教于乐。Rita提出信任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术，教育也是为了生存。事实表明这个观念对于世界上许多贫困儿童来说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生活保障的儿童能够适应各种教育体系，而对于无任何特权，生活产生危机的下层阶级儿童来说，他们受教育的权力被践踏，机会极其渺茫，而结果也让人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民主教育对于富人来说是不适合的，而对于穷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以前看帝国录象，１.０Ａ版的１Ｖ７看得眼花缭乱，觉得这不是正常人能打出来的，出了１.０Ｃ版的，难度似有所加大，所以，刚开始只看到有人能１Ｖ６的，用的民族是匈奴，去年才看到有人用蒙古１Ｖ７极难的录象。后来，又有人用中国１Ｖ７，不过，打的７个极难都是日本，因兵种相克的原因，这个成绩得打些折扣，不过，职业高手就是职业高手啊。

　　打电脑不比打人，规律可以慢慢琢磨出来，能赢５个以上电脑，基本上都得靠不列颠、蒙古、中国、玛雅这种弓箭民族，自己到底能１Ｖ几个极难，可一点点试。

　　前些时候发现能用蒙古１Ｖ５，看上去甚至经常有余裕，那我能不能１Ｖ６个极难电脑呢？今天晚上试了三把，终于在第三把１Ｖ６极难时赢了。如果这能算考验帝国水平的一项指标，顶尖高手能１Ｖ７，我能１Ｖ６，算起来也该是值得骄傲的成绩了。特记载一把。

　　既然能过１Ｖ６，而且明显看得出还有可雕琢的弱点，那么，年内该过１Ｖ７极难的关。

　　过了，就此收手，到时候，临死想起来自己也平了一项世界极限记录，应该是可以闭眼了。

　

　　　
　　　　毛主席早年肯定养过猫

　　今天是九段家的猫在我这呆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得送回去。此时，这可爱的猫高高翘着尾巴，在脚下蹭来蹭去撒娇，真要人舍不得。

　　五一前夕，到九段家吃了一片排骨，于是就答应帮他在五一休假期间代养猫的任务。不知何故，有些人出于偏见，认为把猫委托给我养真是活见鬼了，似乎我没有养好一只猫的耐心，甚至提前造出许多迫害猫权的谣言。我以行动回击了这种想当然的歧视。事实是，整个五一休假期间，我都没敢离开家超过４小时，一直守着这只黄色的土猫。从一开始进了屋它就躲到床底下不敢出来，到后来可以允许我把它轻轻抱起放在膝上，当然，很长一段时间它还是觉得不大安全，耳朵紧贴在脑袋上半天才舒展开来，现在，那更是越来越熟了。伸出手指头，它立即跑过来拿脑袋在声面蹭个不停。

　　我甚至怕它光吃干的猫粮会便秘，小心挤出袋包装的湿猫粮小心试着看它觉得什么比例合适。它似乎更爱吃干猫粮。它每拉一次大便我就立即将猫沙换掉。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答应的休假这段时间，我是非常用心地照顾了这只猫的。

　　然而，９号我们上班了，可想休息这么多天后，我们那是相当的忙，而且我立即英勇地恢复了上班时期的作息，——我经常是晚上不睡觉就在单位电脑前熬着的。大前天那两天，的确是有两晚上我忘了回家，而且干猫粮正好给它吃完。我当然经常惦记着猫，但在深夜，的确真是忘了家里还有只断粮的猫。

　　大前天很晚离开办公室抵达一群朋友吃得只剩下几块腔骨的桌旁，我立即想起那只猫来，是啊，甚至萨达姆大叔在被捕后一想到那么多老百姓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都难过得语无伦次，我那时怎么吃得下饭？于是我立即匆匆离席在便利店买了袋猫粮。不怀好意的一位叫老雕的家伙听到一只猫的悲惨故事后，怀着希望看到饿蜉倒地的险恶用心，一定要跟着到我家看看那猫。

　　看到他幸灾乐祸的信心，我甚至都怀疑猫被饿死了。

　　真是万幸，猫有九条命。

　　除了地上有个可疑的小小残破塑料袋外，家里没发生有什么东西被猫吃掉的迹象。喊了一声，猫立即从床底下兴奋的跑出来，还是胖乎乎的，相当精神。把粮食倒在盘子里，它也不回避失望的老雕这个生人，大口吃着猫粮。幸福极了。

　　那个破塑料袋是湿猫粮的袋子，被咬得已没了形状，还有一个当时没找着。

　　不过，我准备睡觉时，在许多衣服中发现了另一个袋子的残骸。拉过卷在一边的被子刚盖到身上，我无意中放到被外的手摸到了一个手感陌生的东西，还没感觉是什么，立即本能地把它丢了出去，地上啪地响了一声。是猫把什么奇怪的食物带到床上吃剩了？我脑袋的疑问才升起，放回的手又摸到和刚才一样的东西，象是鸟巢里掉下的蛋在空气中干燥掉后，被破碎的蛋壳包着软乎乎的一堆，啪地又一声扔在地上。

　　一种要人不愉快的怀疑涌上心头。小心把手伸到鼻子下闻了下，刺鼻的巨臭。

　　我一下从床上弹起来，抓过一只台灯，原来是这只猫拉的屎，被子上留下一大团印记，那摸上去碎蛋壳般的东西，原来是它咬烂吃下去的塑料包装袋。

　　惭愧。

　　第二天晚上回家又很晚，满怀愧疚一进门就喊了猫一声，听到低低的应答，循声探去，它正像蚊香般盘成一团卧在我堆在床上新被子的中央。

　　妈的，它不会又把这当厕所吧？凑过去看，干干净净没任何异常。异常的是，它看我把头伸过来，手在被子上到处摸索，居然只是把头抬起来叫了几声，完全没有惊恐和担心的意思，更没像往常那样一见我凑近就立即警惕地换个位置。我心一下凉了。

　　——该不是饿了几天，吃得太多，撑出了大毛病吧。

　　我小心地摸摸它的脑袋，它撒娇，但却不站起来，担心地逗了它半天，看上去它还健康，而且竟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袄买噶的！我以为九段家这知猫是个例外，不懂得人在挠它时发出咕噜咕噜声呢，那么多天了。原来它也会啊。

　　等它感觉非常受用了，这才站起来，它大方而夸张地伸了个懒腰，才噌地一声跳到地板上。等确信这知猫不会有生命危险后，我注意到，这只猫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只要喊一声咪咪，它立即高高扬着尾巴跑过来，不再是离开三十公分冲着你警惕地撒娇，而是直接在你手指头上蹭痒，亲热得不得了，娇得不得了，简直要人心都快化了。这变化也太突然了。

　　是了。在此之前，这猫大约是以为，猫粮是自动定时出现在盘子里的，人是天生该陪它玩的，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全无感恩的心。现在它知道了，我几天不在家，它就会饿死，也没人陪它玩了。是这难以忍受的饥饿和孤单要它深刻地明白这一真理。是我在养活它，它离不开我，得感谢我。

　　深刻地体验过饥饿的煎熬，才会知道感恩啊。猫如此，何况人乎？

　　由是，我一下明白过来，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全在于当年肯定养过一阵猫，通过无意中的饿饭，知道了要使一只猫或一群人拥有感恩的心，首先得饿它个半死。是了，饿几天，猫知道原来是你给它提供的食物，要是饿上几年，更聪明的老百姓，则会明明是在养活你，但也会认为，是你在养活他们。感激涕淋，再造父母。饿３年饭，管５０年稳定。今天的安定团结，真得感谢当年那只在老人家身边的猫。

　　——当然，肯定有人问，为什么不说老人家也许是养的是狗呢？因为狗这东西贱，你给不给吃的都挺忠心耿耿，而且，你看现在北京养的狗，越是对它好，它就越无护主之心，越拿自己当回事。——而老人家动不动就要大家忆苦思甜，想来是养猫得来的经验。再一层，如果狼这畜生竟然也可以成为进取、勇敢、团结之类美德的图腾，那猫是最适合做臭知识分子图腾了——对像猫这样的家伙，不加倍要他们九死一生，他们怎么会晓得你对他的好？

　　所以啊，８荣８耻什么的，现在被一些不知好歹的家伙不当回事，甚至是恶搞，不就是欠饿么？也是，清华的刘海洋就知道拿硫酸泼熊，哪会养猫啊。

　　　公正元年５月１４日凌晨２：５３

是谁无耻？

秦晖

读到李少君的骂贴，的确吃惊不小，用他的话说：“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是谁无耻？

幸好我的电脑里还备份了当年的电邮，请看：

发件人: hqin [mailto:hqin@fas.harvard.edu]

  发送时间: 2003年8月1日 0:10

  收件人: 'abafagah@public.hk.hi.cn'

  主题: 秦晖来信

  少君兄：近好！

  我到哈佛已近月。昨听国内信称贵刊已经发表了“三人谈话”上半部。我并未看到，但据来信称：发表的文本与我传给你的文本有很大差异。不知怎么回事？烦请把发表文本email给我一份。

  上次我应你要求把稿子传去后不久，就接到《中国改革》编辑部主任刘海英电话，  说他们作为录音文本整理者从未同意过贵刊先发该谈话。我听后很为吃惊。因为我原以为，这件事你们是商量好了，贵刊才会约我们修改的。我当时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因忙于办出国手续，就授权他们与贵刊协商。不知你们后来是怎么谈的？

  根据惯例，学术性对话发表文本与原始录音一般都有差异，但是发表文本必须得到对话各方认可则是肯定的。而且由于对话各方的“交锋”质，编辑的修改弄得不好会形成“非法裁判”，因此比一般文本更要求对话各方的认可，如果对话某一方作了修改，另一方应该有权作出相应的回应性修改。即便为此往复，也是必须的（实际上这种往复在学术上也非常有益）。因为不如此就难免强加于人之嫌。

  为此，我要求1，贵刊与《改革》一定要就此对话的发表办法达成认同（而且我们三人也认可），免得我们作为作者对不住朋友，甚至无端导致一稿两投之讥。2，对某一作者审定的文本（当然，这里仅指该作者本人的发言）编辑一般不应删改。如果非删改不可必须经过作者的同意。但是该作者在审定中若有修改，编辑部应当转告其他对话作者请他考虑是否作回应性修改。最后发表的文本一定要三人一致认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宁可先不发表。3，如果此次发表文本没有做到以上二者，贵刊应当补救，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出现这种问题。

  祝好

  秦晖

   另外顺便提及：上次贵刊发表我的“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时把题目改成《我的第三条道路》，也未经我的认可。这个题目与我文中的内容是有矛盾的。后来我在《“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一文中提到这一点，你大概已经看到。

  尽管我认为对个人作品的编辑处理不像多方对话那样严格要求作者事先认可，但文章的题目这样重要的文字是应当征得认可的。

 

   From: wentiejun <tjnrenet@mx.cei.gov.cn

     To: wang hui, hqin@fas.harvard.edu <wanghui1010@yahoo.com.cn, hqin@fas.harvard.edu

Subject: Re: 转发: 秦晖来信

   Date: 2003-8-1 1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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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李少军已经发表了。此前，我曾经给个别朋友发过修改稿，那是征求意见的，王绍光曾经把稿子发给其他人，我在看到后已经去了电子邮件希望他撤回。

我当然同意秦晖的意见。不是因为刊物发表的先后包涵利益问题，而是担心一般编辑难以把握如此重大话题的讨论。

如果我们3人对此事的看法没有差异，我会让刘海英与李少军联系，希望他们在刊物上予以补充说明，该对话发表并未经过我们3人的同意，也未经过我们的最后审定。

温铁军

 

 

From: wang hui <wanghui1010@yahoo.com.cn

To: hqin <hqin@fas.harvard.edu; <wentj@us.sina.com; <tjnrenet@mx.cei.gov.cn; <tynrenet@mx.cei.gov.cn

Cc: Shaojun Li <abafagah@public.hk.hi.cn

Sent: Friday, August 01, 2003 11:05 AM

Subject: Re: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转发: 秦晖来信

 少君兄：

 刚刚收到转发的秦晖的信，才知道你们发表了对谈，是秦、温和我的那篇对谈吗？请示下。

 我刚刚回到北京。祝好

 汪晖

 

说明：李少君于2003年6月底给我传来“对话”稿子，说是温、汪二位已经审改过的，那份word的文件名就是“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wang version).doc”，即“汪版本”，其中汪晖补充的部分还用红字标示了，其中大段增补的六处都是针对我的。李说已经与《中国改革》讲妥由他首发，还说温汪二位都同意并已经修改补充，现在就等我了。由于《中国改革》前些天也曾发来此“汪版本”并催我修改，而我当时忙于办出国手续顾不上，还很为拖了大家的后腿而不安，所以我当时信了他的话。（现在他说他“当时误以为温铁军、汪晖已看过”，那是太“谦虚”了，至少那“汪版本”的确是汪晖审改补充过的，当然汪晖也许没有授权他发表，是他骗了我，至于这“汪版本”怎么会在他手上，我只能存疑）那天李少君一连打了六七个长途电话，末一个是深夜里打来，说他就在印刷厂，就缺此一篇，已到上机开印的最后时限，请我务必帮忙。我在他催稿时才在这“汪版本”上赶忙修补我的部分，此时只改完三分之二，但既然他如此说，我就把未改完的稿子当即传去了。不料次日《中国改革》来电话说他们并未允许李发。我吃惊之余，便委托刘海英向李交涉。不久我在美得知《天涯》不但发了，而且给删得面目全非。于是便发出上函抗议，并抄发温汪二位，他们均“同意秦晖意见”，并继我之后向李表达了抗议。当时我还未及见刊文，后来看见原来李只擅自截取了原文最后一部分（即我未及改的部分）。汪晖后来说是“连载”——连载居然可以从最后载起？

可见事实真相是：李少君一开始就以撒谎骗取我“同意”，后来又擅自断章取义妄加删削。而他传来的是温汪二位已经整理补充过的稿子，我的整补却被他全部删除。如今他居然好意思说“最后发出的内容在三位当事人之中只有秦晖审过”！甚至造谣说事发后只有“温铁军、汪晖提出强烈抗议”而我则是认可的！你当初是如何向我道歉的，难道也想赖帐？作了如此缺德事，反来恶人先告状，“无耻”二字岂足言乎？

由于我的未完成修改稿只发给了李少君，刘海英当时还根本未见，所以后来《中国改革》在不告知我的情况下又一次擅自发表“节选版”时依据的是我完全未经手的文本。关于此事的其他情况，我保留披露的权利。

 

　　昨晚餐桌上听到新京报的车被窦惟烧了。回来仔细搜集新京报全部关于窦的报道，也看了今天新京报的声明。我觉得，媒体在追求关注时，也是需要一点点同情心和善良的，对报纸，几百字的文章或千来字的文章，只是速朽的东西，是每天都有几万字甚至上十万字中的一部分而已，对一个人，也许影响一生。如果我是窦惟那样的处境和心态呢，去找了两次沟通，最后等上６小时不见人，也许不是烧车，我会把那记者捅了。

　　非常喜欢窦惟，１０多年了，所以很难公允，不看这报纸了。

 

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跟这个世界告别了。2006年4月29日晚，这位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骨灰级教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奥本山医院去世，享年97岁。

 

加尔布雷斯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历史，甚至亲身参与了其中的不少事件。他是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的物价管理局局长，美国的战时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要极大的归功于他的工作。肯尼迪政府时期，他出任了驻印度大使。他为接替肯尼迪的林登·约翰逊总统起草了著名的“伟大社会”的讲稿。也是他，最早警告美国整个国家在滑向保守的右翼，从而丧失这个国家伟大的精神传统。由于他有着异乎寻常的社会民主倾向，因此他批评了几乎每一个共和党总统不在意穷人的生存状况。作为公认的自由主义者，加尔布雷斯和乔姆斯基（N.Chomsky）等左派知识分子一道，第一时间戳穿了布什政府藉着9·11事件而招摇过市的新保守主义布武。

 

假如因为加尔布雷斯对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一贯的批评而把他视为民主党的“党鞭”，那就大错特错了。加尔布雷斯既是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个难得的民主党党内批评家。他不止一次的面对媒体，批评民主党20多年来提不出一个有特点且有价值的施政纲领。即便是肯尼迪之后最有声望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没有逃脱他的敲打。“克林顿承诺了很多，做到的却很少”，至少在他看来，当初承诺的都没得到彻底的贯彻。

 

在学术界，加尔布雷斯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一生写了33本书，尽管比起他两米的伟岸身材来很难说得上是著作“等”身，但其思想的巨大影响和引起的广泛争议却是经济学界首屈一指的。在美国经济学界，由于保罗·萨谬尔森的努力，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模型化和数理化的道路上狂奔至今，加尔布雷斯却沿袭了他老师凯恩斯和美国制度学派领袖凡伯伦的古典风格，对远离现实世界的模型化表述嗤之以鼻。于是，后辈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对加尔布雷斯多少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据说在美国经济学界，如果对一个经济学者说他的文章写的很有加尔布雷斯的风格，那么十有八九对方会将此评视为对方的嘲讽和不屑——加尔布雷斯在这些人眼里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一个顶着经济学教授头衔的记者，一个看不懂数学模型的外行。这样的评价已经变成一种时髦，不仅深深的影响了美国经济学界，甚至被带到了世界各地。比如在中国，就很难得见到哪位经济学家在提到加尔布雷斯时表达出足够的理解和尊敬。

 

似乎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经济学者注意到了对加尔布雷斯的那些歧视缺乏根据的一面。的确，加尔布雷斯的文字感染力看上去更适合去角逐普利策奖而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同样不该忽视的是，他有着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中罕见的现实洞察力。加尔布雷斯经常在他的书中提及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对比现代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落差之大，以及富人对改善穷人生活的冷漠。这种看上去怀旧味道浓重的笔法让他得到了一个绰号——“过去时代的人”。这么称呼加尔布雷斯的人往往忽视了他提倡增加社会福利的理由，加尔布雷斯明白的指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么广泛的有赖于移民、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沉默的贡献”，为他们扩大公共服务的开支是物超所值的。尽管加尔布雷斯没有去做乏味的统计实证工作，也没有去用学术界更为时髦的模型来描述，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这些看法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根据。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帝亚·森为代表的众多福利经济学家，其实已经用科学的足以让所有人接受的方法证明了加尔布雷斯的根据是靠得住的。

 

于是，冲突的评价集加尔布雷斯于一身：那些二流、三流的经济学家对他很不屑，而同行中对他保持最真诚敬意的却是那些二、三流学者的偶像们，比如保罗·萨谬尔森本人。即便是他的对手，只要足够聪明和伟大，也会对他所提出的挑战报以最严肃的态度，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

 

加尔布雷斯在他的著作中不厌其烦的提醒人们，这个世界有着另外一副面孔。2000年和2003年，美国另外两位一流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著作《非理性繁荣》和《喧嚣的九十年代》，他们都对充斥着战后最乐观情绪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抱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看法。没有太多人敢小觑这两个人意见的分量，反对者中的很多人对他俩的态度要比对加尔布雷斯的态度一丝不苟的多。不过，即便不去追溯更早的著作，仅仅看加尔布雷斯写于1997年的小册子《自满的年代》，也不难发现，希勒所揭示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活动与斯蒂格利茨要人们警惕的大公司的金融会计把戏，早就在加尔布雷斯的警告之列。准确的先见之明不需要过多的时髦包装和长篇大论，加尔布雷斯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的知识分子给予加尔布雷斯的地位始终没有其他表达晦涩的大腕们高。今天，中国人对新自由主义采取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廉价道德立场，却鲜见有人拿出加尔布雷斯的主张进行一点有说服力的批评，哪怕是鹦鹉学舌那样。美国的政客们用减税来收买选票，用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环境建设等公共政策支出来做出一副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自由选择权利的小政府姿态，但加尔布雷斯令人信服说明，这些冠冕堂皇的主张奉行了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哲学，减税政策所打着的“要机会平等，不要收入平等”的幌子下面，是不关心贫困人群的死活，最终“合法”且“自然”的剥夺了他们可以平等选择的“机会集合”。假如说加尔布雷斯抨击的“小政府，低税率”的美国起码让总人口中五分之一的富人满意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家里，却很少有人考虑一下实际税负制订的如此之高的政府为什么却没有对真正的机会平等做出有效的改善。一个“大政府，高税率”的国家里，穷人和富人都不满意，却把这一切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改革，确也是咄咄怪事。

 

好了，让一个刚刚去世的美国老人承载太多中国的问题可能有些不厚道。还是跟这老头儿说声再见吧，在加尔布雷斯活着的时候，他总是在人们面前得意的自夸为罗斯福时代“最后的幸存者”。那么，让我们用最礼貌的方式说一声：“再见，最后的幸存者。”